女人四十

这部影片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温情脉脉，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依旧有人间的真情支撑着你，很符合中国人心理结构，果然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的地位可见一斑。实在是没想到95年的片子，把现代社会的家庭关系竟交代的如此细腻，可以说有每个中国家庭的影子。粗粝的影像还原着生活的点点滴滴，几十年过去了，中年人生活的困局依然严峻，阿尔茨海默，癌症依然困扰着社会。

太惊喜的是，以讲中年女性为主的故事，把下一辈的懵懂天真，上一辈的家国情怀，老年境遇，相濡以沫都有一定程度的展现，很羡慕女主一家人，善良互助。飞雪，鸽子，送花，这几幕实在是感人，这也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意义。等父母老了，我还是多陪陪他们的好。

当40多岁的男人们在酒桌上喝的酩酊大醉，胡侃烂侃，点了首老歌小李飞刀，跑着调的唱着，被年轻人嫌弃的时候，我就被这片子牢牢地抓住了，不仅因为我钟意这首歌，还因为很像我爸这一代人，而且可能也是以后的我。人生几许失意，何必偏偏选中我，那首歌与其说是讲一代传奇小李探花，不如说是讲普通人面对生活的无可奈何，一场戏，就把中年人那种窘迫无助，郁闷压抑刻画的淋漓尽致。其实每一场戏都是如此细腻真实。

萧芳芳是曾经大荧幕上的歌舞片万人迷，在中年不再大红大紫时接的这部影片，当她跳起新疆舞时，虽不再像年轻时的光鲜亮丽，依旧风采不减当年，因为多了份勇敢和成熟的美。如此戏里戏外的种种，让这部片子更加动人。

我们都是过客，珍惜眼前人，珍惜每一天。

笔者再看本片时，仍旧被萧芳芳的幽默风趣的表演所吸引，当然配戏的乔宏、罗家英、罗冠兰几人也是相当出色。许鞍华导演用港片独有优势的喜剧调子，描绘着中年女主角所面临的家庭、工作困境，个别段落极富生活趣味，整体观感可谓笑中有泪，泪中有笑，难怪折服了当年的大部分观众。 本着挑刺的精神，再次思索故事的情节和角色设定后，我觉得片子整体仍旧偏“顺”,固定的转折戏份相当有预设感，编导借助故事传达出来的是相当中国的尽孝式伦理观，不是说不好，只是隐约欠缺一丝丝“现代性”的反思。借助手头一本《1995年香港电影回顾》（香港电影评论学会；1997年3月出版），我查找了当年香港影评界对此片的评论。果不其然，几位影评人对片子贬多于褒，从套路的人物设置和欠缺的心理描绘，甚至到编导意识上的某种“退步”，无不分析地鞭辟入里。 1.

影评人罗卡在《女人四十而惑》一文中谈到:

“影片富于生活趣味而合乎情理，但从艺术上考量仍欠一点点精细与深刻的感动。我们不大看到作为困惑女人的萧芳芳和痴呆老人乔宏在整个过程中的心理上与心灵上的互通互动。这就使得整部戏只是环绕一些人际的、家庭的日常琐事做表象的描绘（无疑是勾画出不少真切的趣味与温馨或伤感的真情），却未曾带领我们穿越诸种表象达致一个启悟的境界。”

“问题出在剧作取向上，编导抓住了老人痴呆病患者及其与家人的关系作为题材，然而剧本的发展却是以萧芳芳这主妇/工作女性作为中心，对乔宏这痴呆老人的心理描写远不如芳芳的深入细致，从而导致观众对乔宏这角色了解不足，止于单向的同情怜悯。” 2. 影评人林离通过《商业与言志之间》批评道：

“许鞍华本片的导演手法胜在平实，亦败在流于平板。例如点题（英文片名《Summer Snow》）的一场绿树飘絮，郊外野餐一场翁媳情谊了然于心，或最后群鸽飞至屋顶的寓意，都嫌过分刻意而失诸生硬。缺乏较含蓄的意象经营及意在言外的笔触，不时令到一些场面险象环生，或起码缺乏了余韵。” 3. 电影文化研究者张伟雄的《新浪潮，九五年——<天国逆子>和<女人四十>的终结意义》一文，更是视野开阔，论证惊人，将许鞍华的作品从“新浪潮”时期的作者论的角度加以考量，指责其在思想意识的保守和“本土性”思考的退步。 张伟雄谈到，香港“新浪潮”电影（时间上大概是79年-86年）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作者的重现，也不是它把类型片翻新的成就，而是它代表了年轻人自主，及对现代意识的醒觉，并颇全面地检视了一个以香港为本位的体系及其中的政治、民生、社会、两性关系等种种状况，有意图地把现实面相作为借镜，令香港电影首次出现崭新地写实故事肌理。 “新浪潮”是一股改良力量，推动了八十年代中、后旬香港电影，使之达到全盛时期。表面上“新浪潮”电影，是用类型电影去进行城市化、现代化的步伐，然而在殖民地身份的考证方面却做出了一份更草根化、集体化的认同；形势上，“新浪潮”注定要往更高及更深处的“身世”探索和追认下去，可惜的是“新浪潮”众将最终未能冲过这一关，纷纷在阵前倒地。 许鞍华电影对政治意识与历史责任的考虑从不或缺。在本片中，大埔的地理特色，都被强调、尊重地描述出来，但许鞍华只是外借了一个“统一化香港理念”下的怀旧意义，把片中大埔的内在价值观互相抵拼之意义完全忽略（所谓“统一化香港理念”，是指把香港放在中国问题下思考，把香港放在政治、殖民的角力中处理）。许鞍华自“新浪潮”以来的作者特质，就是始于女性阴柔，而后做反复思考，可《女人，四十》特别地显示了导演对自己阴性基础的背叛和对父权社会毫不自觉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