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乐坛

一部好的剧，能让受众思考。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剧，做到了，它引起了我的思考，相信，也有你们的。 看了4集，我觉得全剧的线索就是开篇王赦律师说的“李晓明杀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然后，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些杀人犯杀人的原因落脚到了原生家庭： 1，犯人陈昌扣着指甲，问王律师他的父亲说起他什么了吗，问到他的什么事了吗？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问这句话时的状态，显然，他对父亲是否关心他充满了不确定。 2，应思悦的继母来找应思悦和他父亲的时候，只给思悦的父亲带了一份早餐，可想而知，思聪和思悦两姐弟从小到大又感受到了多少温暖呢？思悦的父亲更是说，早知道思悦母亲的阿姨是精神病患者，他就不会娶思悦的母亲。思悦父亲得到这句话，残酷地多么赤裸裸，思悦父亲对思悦母亲，可曾有过一丝爱意？ 李晓明的原生家庭之殇并未揭露，但想必也是要落脚到原生家庭去的。 虽然编剧落脚在原声家庭，但编剧却没有责怪父母的意思。这可以从刘天晴的成长中反映出来。 刘天晴，因为父母的不和，母亲的关注不够，也成了有些令父母头疼的孩子。刘天晴就是编剧用来说明刘晓明，陈昌，应思聪的成长历程的。但是我们忍心责怪刘天晴的父母吗？我们忍心责备乔安和昭国吗？我是不忍心的。因为乔安和昭国的痛，我们都看到了！ 乔安和昭国让我无比难过的，乔安和昭国是受害者，但他们也在无意中，伤害了他们的女儿。一场伤害，行凶者伤害完了伤害就结束了吗？不是的，没结束，受害者也不能自控地要去制造另外的伤害。 而这些杀人犯和让父母头疼的刘天晴，则让我觉得无比荒唐，我们是受害者，给我们带来伤害的原生家庭——我们的父母也是受害者，而我们的父母也是他们小时候那个原生家庭的受害者。我们都受到了伤害，但谁该被责备吗？没有人！就是这么可笑，没有人该责备，但是我们所有人却都受伤了！拿重男轻女来说，女儿受到了来自母亲的伤害，而母亲从小也是被外婆轻视着长大，母亲和外婆从小就见到身边的人都重男轻女，受了伤害的她们只能认同“女孩就该被轻视”来减少自己的难过与失望，女儿究竟能怪谁呢？母亲吗？母亲也是受害者，是这个重男轻女环境塑造出来的人，母亲的母亲亦然。 但原生家庭的伤害是真实存在的，它那么痛，它影响我们如此之大，究竟谁要来为这些伤痛负责呢？文写到此处，我突然知道了答案。本来想写，希望编剧能在后面的剧情里解答我这个问题，现在，我突然恍悟，只有自己！只有自己才能为原生家庭的痛负责，除了自己，再没有第二个可以帮自己了，原因就是这么简单，虽然自己并不是加害者！ 突然觉得王律师这个角色的名字是“王赦”说不定是编剧藏了深意在其中。赦免给我们伤害的原生家庭，赦免精神病人犯下的错，思聪住院治疗后，曾因药物的副作用，而不流利地说着对不起，一遍又一遍！

这部剧还大量着墨于精神病人的问题，着墨于精神病人的污名化。我是一个心理学专业的学生，精神病人只是生病了而已！看到讨论区有一网友发表问题，给精神病人免除刑事责任真的合理吗？合理的。患了精神分裂的思聪有幻听，也有一些与事实不符的想法，他们有时可能认为自己的生命遭到了威胁，但事实并没有，于是犯下伤人乃至杀人的罪行；也有可能他们幻听到的内容是教唆他们去伤人。 最后，希望受到原生家庭伤害的人，能为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伤痛负起责任来，想办法让自己走出来！也希望社会对精神病人能多一些的包容，即使不能做到，也不要去歧视他们，不要去污名化他们！

了解台湾现况的人都知道，什么是台湾价值观，里面的很多比如里面的废死，为了解死刑犯不停奔波的律师，不顾人质安全，媒体现场直播抓捕。在为了收视率做低俗新闻，但又想确保信息真实度的新闻责任感之间纠结的品味新闻，其实都是台湾现状。 该电视剧为了体现真实的氛围，请了著名台湾最敢说的节目主持人李晶玉现场模拟精神病鉴定的政论节目。此剧由几个真实事件改编，质量说实话吊打了很多大陆剧，毕竟大陆剧现在很少有这类实事类的电视剧，还处于一窝蜂拍傻白甜式的肥皂剧的阶段。 但是，虽然电视剧将这些情节展现得非常严肃，然而这并不是事实，真实案件的加害者并没有妹妹，这个故事巧就巧在加了这个角色，显然这个角色是为了烘托废死立场而设定的。 这剧另一重要角色媒体，最臭名昭著的标题党就是从香港传到台湾后发扬光大，对的就是那个就是做彩色鲜艳大版面的🍎报，某种意义上说，台湾新闻氛围是它带坏的。以至于台湾网络媒体作过一篇报道，台湾媒体评论IQ30的讽刺文。网络酸民有句最刻薄的话讽刺台湾媒体：“今天不读书，长大做记者。”（这句话其实应该从大陆天涯台湾板块传过去的）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真傻，一切都是收视率点击量，这点跟大陆网络媒体，自媒体半斤八两吧。这使他们很多报道内容没有下限，这使台湾媒体处于一种无厘头式的癫狂状态。 在选举制度下的国家跟地区，自由民主自然的被商业媒体垄断，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维一般都是从学者论述，到媒体发扬光大，口口声声的喊着反对政府无能不作为，要反体制，其实这些媒体就是体制的一部分。自由主义的媒体仅仅是将媒体的公权力扩大化。作为选举制度中的第四权，唯一问题是它们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监督部门。这就是制度设计的矛盾之处，作为体制中的第四权者，自然是体制内的公权力部门，但没有监督部门，自然滥用权利了，但媒体作为言论自由的捍卫者，如果运用公权力对其约束，这本身就反了体制。 商业媒体收视率是电视台唯一生存的法则，而小小的台湾竟然有上百家媒体拥蜂而上，这么小的市场，为了生存各种没底线的故事都会报道，目的就是吸引眼球。都说媒体监督政府，关键问题是谁来监督媒体，这就是台湾乱像的起源之一。 这部剧展现了台湾媒体的生存困境，也展现了台湾价值观，比如政客节目上最经常出现的恐龙法官，废死联盟，把精神病院盖在热闹的居民区等等。 另外里面的几个主角的价值观都是绿色政治人物倡导的东西，并不是它们不好，而是这些倡导不切实际，不能解决问题。导演对台湾环境的写实至少在电视台职业展现上可以说是纪实的。 同样，里面的主要人物角色其实都是非理性的，不是不可信，这是一种现实状态，一种小确幸的傻劲，这个电视剧把它做成了招牌。 比如，律师自大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了解死刑犯的过去就能杜绝这类屠杀发生，这是社会工程，任何一个团体或者一种职业都不可能单独做到这些。电视剧中，这个律师上了不只一次政论节目，剧中这个角色有意思的就是在上节目的自信跟现实中自卑心态鲜明对照，体现在剧中见岳父岳母上。显然这个角色的自卑来源能娶到跟他身份地位不匹配的女人。 他做了大量跟工作职务要求不符的事情，显然有冲撞法律体系冲动，这类冲动的律师，又常上政论节目，那就有着显而易见的从政欲望，这符合台湾从政三大行要求——农业，医生，律师。不过大陆这边把企图冲撞法律边界的称之为职业讼棍，这类律师在没到社会转型需求的时候，成长空间不大。 这部剧表达的是现实，也表达了价值观盲区的迷茫，整部剧看着挺憋屈，整个人陷入无穷无尽的压抑状态，最痛苦的是，这些问题无法解决，一集延续到下一集。感觉这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压抑。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部表达价值观困惑的剧，并通过一起真实案件将这种困惑表达了出来。这是追求的价值观跟社会现实脱节的困扰，在这种困扰中，社会其实在原地打转甚至后退。 最后，还有个真实荒唐的事情，台湾一号女领导把这部剧当政绩宣传并在Facebook推荐，老实说，这部剧其实隐含着对台湾现状的摇摆姿态，而否定只有两个原因，要本土，却并不本土。追求价值观，但没有价值。

夏天在台湾听吕莳媛老师讲课的那一次，其实我是逃课去的。

我翘掉了小说组的第一堂课，去了影视剧本组，因为逃课需要点时间，所以去的时候，稍微迟到了十五分钟。

吕莳媛在讲课的时候，易智言就坐在最后一排，我没认出来，以为他是一个年龄很大想学写剧本的同学而已。他老是提问，常常把吕莳媛问得有点愣住，她就会站在讲台上认真想一想，然后告诉他，“这一题，我不知道怎么答。”

最后一次，他又提问时，我终于忍不住了，准备打断他说，“这位同学你别说话”，旁边有人把我的手压住，“不用不用不用，他是易智言......"，我说，易智言是谁？

非常蠢的一个小插曲。

说回正题，我并未接触过编剧行业，只是觉得好玩。

吕老师让我十分敬佩。作为一名已入行23年的编剧，如此谦逊，如此刻苦，如此认真，在写剧本的时候，去做田野调查，看很多书，采访别人，跟法庭，问律师一些“我自己都觉得很笨的问题”，跟着那个律师开庭、分享、做讲座，跟到那位律师到底还是和她熟起来，开始跟她掏心窝子讲心里话。

她还是不满足，觉得需要更多的细节，于是继续看书，做田野，继续采访。 而这些，即便是一个作为非虚构写作的人，也是应该认认真真去努力做到的，我却差得很远。 原来编剧并非是一个编故事的人，而是试图还原，试图重现，试图思考，而很多时候，很多情景和状况，让思考变得更难了。

一个无差别杀人案，网络上的谴责如潮水，她看了无数帖子，她提问，你们有在这个当时很热的帖子下面回复吗？很多人举手。因为那是台湾当地非常轰动的案件，自然有很多人举手，如果换到大陆来，想来情况也是类似的。

我们这些看客和判官，沉迷在自以为是的正义里，我们怜悯，我们同情，我们呼吁，但实际上，我们离我们所呼救的，到底有多远呢？

五十多岁的吕老师，她并没有说更多，她只是说，是很难呀，但还是要写的。

吕莳媛

台湾电视、电影编剧，曾任制作人。

2010年以《牵纸鹞的手》获得第45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编剧奖，2015年以《出境事务所》再度获得第50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编剧奖，2019年以《我们与恶的距离》三度获得第54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编剧奖。

《我们与恶的距离》

脱胎于大量采写调查，以台湾真实案件为原型（包括2012年台南汤姆熊随机杀人案，2014年台北郑捷随机杀人事件等），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和典型化，提炼出实践中最难以处理的部分。

这部剧集是台湾地区少数由编剧先行，完成剧本之后，才对外招标制作团队的案例。原本2016年台湾公视（PTS）邀请吕莳媛开发剧本时，她打算以“八仙尘爆”为题。2015年6·27新北游乐园粉尘爆炸事故造成500人受伤、12人死亡。

但后来项目与资策会的“创新应用服务研究所”合作，新闻事件与网络留言的大数据分析成为编剧的重要参考，考虑到戏剧冲击等因素，吕莳媛将主题转向“无差别杀人事件”，即“随机杀人”。吕莳媛觉得台湾地区缺乏社会写实剧的关键。

该片的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企业赞助、个人捐赠等。10集《我们与恶的距离》耗资4300万新台币，折合成人民币约为936万元

田野调查与角色塑造

以下文稿听写并节选自吕莳媛老师

2019年印刻文学营讲座

仅供学习，请勿商用

-关于大数据

……

我自己觉得这是两件事，我想要把它分开来谈这样子。当你去了解这个人之后，就不是（作为）媒体或者律师跟这个人相处的。那我们其他的人看到的（相关新闻）都是比较片面的。我们是不是有把握，当我们自己处在罪犯的那个生命际遇里面，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我觉得这个是大部分人都要想一想。

后来我自己觉得，我没有一直在大数据里面（做调查），因为我提不出好的想法，没办法给很好的回馈，我不知道要怎么怎么往下（调研），所以我后来想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当一个媒体的抬头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影响你在下面人的想法。

我好像到那一刻，我才真正的感受到，所谓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媒体给我们的。

在这个大数据里面，比如说他们给我的一这个讯息，这些帖子里面点击率和回复率排第一的是那个7万多个回应，那个帖子叫做《连黑道都看不下去...》，这就是所谓小编的能力，你在一个媒体的角色扮演上大概应该是什么样子，你会发现，其实绝大部分（网友）是恨意很多的，或者是那种给予祝福的，比如说送蜡烛送小灯泡。

下面我想提问：曾经在这个帖子下面留过言的请举手。或者有你朋友留言的请举手。

（现场很多人举手了）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我们要做大数据了，因为对我来讲，我需要的是真人接触，如果一直看新闻，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有点难。所以我后来才会把媒体比重放得多一些很多。我们现在都是回头检视，当你在那个熏陶之中，可探讨的篇幅也比较多。

因为大数据会告诉你说，事件发生在媒体上的脉络。比如说，比如什么时候点击率最高，什么时候这样，过多久会怎么样？第一天讨论什么，第二天讨论什么，第三天讨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脉络。

吕老师在课堂上

-关于内容整体

另外是内容整理。

因为我选择在两年后开始进行，那时已经是死刑定罪，它自然又掀起一波讨论。对我来讲，会觉得其实是需要花时间去跟人接触去了解，去看开庭，而不是透过媒体给我的东西。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人遭遇到挫折，犯下罪行之后，他的心理变化过程。心理学上有一个完整的阶段，第一个阶段要逃避监视，第二阶段是否认，第三个阶段是推卸责任，最后才是接受。（编辑注：即犯罪心理五个阶段①否认(失落)②愤怒③协商(迷茫)④绝望(消极)⑤接受）

然后这些东西可能不是在写作者或者在遇到家庭事务或生命变化的时候，每一个步骤都会去写，但是它会提供给你的线索，这个人的反应大概会有哪些？你要写哪个？比如说心理学上这五个步骤，可能不是五个步骤都写，可是它告诉我说可能会有这五个，我会挑里面可能最切题的。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去了很多地方，访问很多新闻媒体，但我后来决定去三立新闻台，选择它们是因为先去参观了公司的新闻台了，知道他们开会的样子，副控室的样子什么，然后我再请人帮我介绍去TVBS以及其他媒体。我觉得这个对我最大的难处不是求人，而是人家愿意让你进入到核心讨论团队中。

我请他们介绍一个类似李大芝这样的角色，让我跟她从早上进门一直跟到她下班，我看着她工作的样貌。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是最大收获，就是我必须知道，一个新闻记者每天在干什么，不然我其实写不出来。

台湾演员陈妤饰演记者李大芝

其实我在做田野（调查时），很大部分的困境是黄志豪律师的访问，我其实访问他很多次，有问题就会去问他，我觉得（编剧就是）那让我们去想象律师讲话，虽然吴慷仁很努力，但还是有一点点的落差，我觉得律师对我来说是讲话是密度很高的，你根本来不及反应。

于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写了。每次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家里面听（采访录音），因为通常我们在采访时，（被访者）真的最后很熟的时候，人家跟你交心的时候，（你不能说）诶，把录音笔拿出来，你开始讲吧。我就会说，对不起，这只有我们两个人，只有我会听。我一直很想说，如果找人花钱听写录音还很贵，你知道吗？一个小时录音档是不是1500台币？

（学生：大陆便宜一点，一小时好像是120块。）

噢，好像更贵是吧？一小时120比较便宜一点，台币就是600，对大陆便宜，但是我的录音也是要保密的，人家给你的信赖，你不能拿出来随便谁都可以听。所以我就自己开始听写逐字稿，因为逐字稿很笨有时候你还是要调整，自己边看边写去做mark等等。

但这个过程对我很重要，（这个时候）就是我重新再去想，比如说人物可以怎么设定？

印刻宣传册上的两位老师，我真的好眼拙

-关于阅读和看剧

采访之外，我会看很多书，买很多书。我有一种“买完书就以为做完田野”的病，或是看完很快就会忘记。哎。这里面我觉得我看应该从头看到晚，应该是《正常与疯狂的天平》（//book.douban.com/subject/26874798/）这本书是一个精神科鉴定医生写的。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讲很难的事，是怎么去理解是精神失调症发病的状态。

所以我看非常多类似的书，包括《美丽境界》（//book.douban.com/subject/25818367/），这本书是关于關於數學天才約翰‧納許的故事，我看了三四遍。

另外也会看剧，个比如说日剧叫《尽管如此也要活下去》，讲述的是一家人跟被害者家属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个日剧叫《爱与宽容》。

看剧是想学习比较流行的剧式，知道现在的剧怎么走，人家已经拍成什么样，这样你就不会用太老派的写法。你们懂那个落差吗？就你要看一下现在很红的韩剧大概是什么类型，人家都已经走到哪里去了。那你还在写那个，观众想不想看？

其实结构决定了样子，角色决定我还会去想形式。到底还有没有办法，我们可以再跳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但那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亮点。比如说《出境事务所》（编辑注：呂蒔媛2015年剧集《出境事務所》），可能在十年前还觉得虽然没人看，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剧，但是你现在再做这种剧，就不行了。

-关于故事线

说回《与恶》这部剧。

这部剧有四条交织的故事线。你们知道故事线的意思？嗯，就是人物的发展故事，比如说《与恶》的话，被害人家是一条，加害人家是一条，律师家是一条，精神病患是一条。

如果我们就这个脉络来讲故事线，过往可能台湾一些电视剧，大概有一两条就了不起，台湾的大多数电视剧上都是一条故事线在走的。这四条故事线交织彼此之间其实也是有关联的。

我也会订阅很多不同职业的脸书主页，比如说靠北xxx、书记官靠北，一定要定靠北系列（编辑注：靠北为台湾骂人的方言），因为如果订其他，你访问的都是官方的，你要订靠北才知道他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人讨厌的是什么，最气的是什么？最在乎的是什么？这也是他们比较核心的人的思考模式。

然后也会参加蛮多的座谈演讲，比如说一些导演之前做律师的（电影），我研究过法官，其实他们都会不让（你采访）。因为都有隐私权问题，所以都不会让我们去跟。我们没有办法贴身去观察到他们在职场上的样子。

之前我想要做少年家事法庭，我连（检察官）办公室都不能进，连看书记官在干嘛也不行，所以我跟黄兆（音）律师，他是一个蛮冷清的人，你时常会觉得你问他这个问题问得很笨，但是当他看到我在他每次开庭时我都去参加，他去演讲我也都在的时候，后期，他就会对我稍微打开一点点心。

你在那样场合（要做什么），其实也就是拉开范围，你会认识更多相关行业的人。有时候你做采访，他就几乎没有故事，而且（讲）故事也没讲到细节，我想那是他们职业养成的关系，可是作为编剧，你还是需要细节。

课堂PPT照片

-关于现场

因为我访问不到被害人跟家属，所以我后来这一块我是买书。因为台湾也很少，那我买的是日本（书）。日本有出了三本相关的书，有两本是被害人的家属写的，另外，因为开庭不能录音，所以都得在现场用笔记。

因为法律真的太难了，所以我只跟死刑（案），本来还想要弄点民法什么之类，后来算了，太复杂，我就选死刑。所以我只跟死刑庭，那你就可以知道，（凶手当时）是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样貌和身份讲了什么话......我这就只能全部都记录下来，你知道那个样貌，你才能回家发挥啊。

你知道怎么开庭，你才能回去想，你能发展出什么东西，对我来讲比较会怎么样，因为我需要看到那个样貌。就是说你回家在下笔的时候，你有一个空间感，对我来讲，那个空间的感觉是很重要，我不知道别的编剧了，我是这样，对。

对我来讲，在我跟死刑庭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我其实有吓到，那个精神病患加害者他讲说，“噢，我在杀那个小孩的时候，她回头跟我讲，她说，你这样其实没什么用。”

这件事我非常震惊的。你们可以知道那个感觉吗？

因为其实他杀的是一个八岁的小女孩。您觉得在杀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小女孩儿回头跟我讲，说你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嘛？对我来说很震惊，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然后法官问他为什么要杀人。

他就说你为什么要问我？

（作为编剧）我需要回答为什么要杀人，而不是问其他人，你们为什么要逼我这样做，这个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脉络，但是他前面那个思考其实是有吓到我的，就是其实......那时候导演不知道这场戏要怎么拍，作为编剧可能有时候你要稍微解释一下，可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然后我还有一个很震撼的场景是，当时宣判死刑的时候，我去看了那个宣判死刑的审判长。他在宣判的时候，讲到判无期徒刑的时候，以前我们每次去听，下面大概都可能坐六七个人，但宣判的那天人挤满了，门口都站满了人，宣判完毕，人全部跑光了，记者都跑出去（报道），全场只剩三个人。那一次，我真的在想，那些人他们不关心，没人要听，你宣判完他们都急着要出去，要去报道，要去写稿。

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正常审判里，只有检察官和被告说“他没病”。那检察官说，“就是因为你没病，我才能判你刑。”他自己说，“我没病。”，其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有病，但他一直在重复讲这件事。

我没办法解释，我只能把这件事呈现出来。

课堂笔记：关于大体脉络

-关于田野与现实

好，接下来就是关于田野调查与现实的距离。

因为当时我写给公司的函是，我要在12月底要交稿，于是就签约在12月底。但我来不及，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你看因为我要访问这些人，所以时间都一直推迟，但是没有人说，你现在要续约，就马上给你续，你懂吗？大家都很忙。

后来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让我延后一点，给我两个月再来想一下，我到底怎么写这个故事。后来我写了一堆理由，所以我其实是只给你们讲说编剧那个过程，这其中有很多很多细节，需要去做去调整。

后来我推迟到1月，接到电话说，“那学姐不好意思哈，（如果再不交剧本）已经开始罚钱了。”

那时我不会知道，做了那么多功课，收集那么多资料，也会有这样的困境，因为抓不到主轴了。包括现在我也要一直面对这件事，比如说我现在在写一个社工的剧，也会有这个困难，对，这是我一直在面对。

但在那个时候，我剧本里面的另外两条线已经发生了。就是怎么疗伤，以及如何预防，这是最重要的两个结构的迈入。对，这其实就是一开始的脉络，也是所谓田野后的结构。

接着，人物设定，可爱的可恨的可怜的，每个角色在职场的样貌，在家里的样貌，我觉得都是扮演着很多不同的面相。

我觉得对编剧来讲，演员也是有很多种差异，比如说，有的演员就是那种一句话都不会改你台词，一句话都不会改；有的演员则是你非要说服他那个东西，让他自己念出来有感觉。每个演员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我其实会尽量在每一条线上，让每个人的立场都不一样。我会希望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吧。

另外就是，如果我对于一个话题感兴趣，我会先进去，先去了解，去看书，去体验，去感受，然后去写，不会去想得奖不得奖的事情。

文吕莳媛

图 明星辰

部分剧照来自豆瓣及网络

该文来自吕莳媛老师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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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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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

注：《我们与恶的距离》是由林君阳执导，贾静雯、吴慷仁等主演

这是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患了思觉失调的应思聪发出的疑问。

幸运的是故事结局走向很温暖，还了大家一丝慰藉。

但思聪的这个为什么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

满是不解。

满是不甘。

为什么？为什么是我？

01

近几年的社会事件桩桩引人发颤。

林奕含事件、滴滴事件、红黄蓝幼儿园事件、江歌事件……

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

近日我看到的只是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

“上海17岁男孩与母亲争执后跳桥”诸如此类似的标题。

注：图片来源网络

我不知道车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想去想。

但是我知道，

压死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

而是每一根稻草。

02

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里，

作为杀人犯李晓明的妹妹李晓文，也有这样一段引人深思的质问：

“你们拿被你们践踏的媒体权，任意断定人。 观众只有七岁智商，所以可以怪老板，怪收视率，怪观众，怪环境。 你们可以随便贴别人标签，你们有没有想过，你在无形之中也杀了人？” “我哥是杀了很多人，但我跟我家人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吗？” “你们杀的人，没有比我哥少！”

注：图片来源于知乎

是的。

舆论会把犯罪者家属杀死。

也许母亲真的在车里严肃批评儿子，

可在儿子打开车门，

母亲再怎么敏捷也抓不住往下坠落的儿子的时候，

没有谁会比这位母亲更心痛！

这种痛就像有人问你为什么要亲手送自己最爱的人上断头台！

试想，当社会舆论全都转向母亲，

一味责怪母亲育人方式不对之后，

母亲的悔恨无穷，谁又能预料，她是否会以死谢罪？

而作为受害者家属在事件发生之后悲叹道，

“为什么是我的孩子”

“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这种念头即使转瞬即逝，

是否也曾想过杀死别人来换回自己家人的生命。

注：图片源于网络

我们与恶，其实没有距离。

我们不曾沟通和试着理解，便对他人自下死刑，我们没有做到善。

真的，这个世界，并不是懂得判断是非对错就可以的。

李晓明他是杀了人，是的，他该死，真的非常该死。这没错。

可是他为什么会做到杀人这一步？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太少了。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啊，太难了。

03

剧中一直主张人权的辩护律师王赦，

他一直试图走进犯罪者的心里，

希望社会上不会有下一个李晓明，下一个陈昌，下一个会犯罪的人……

他被所有人不理解，包括自己的妻子。

在极度不被理解之后，他终于对妻子说了这样一段话：

“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可以选择。 我知道接下来我这么说你会觉得很不公平，但媚，你真的很幸运…… 你有爱你的爸爸，爱你的妈妈，你们甚至不用去担心你们的生活。 可是我们跟你们不一样， 我们可能会有个爸爸因为找不到工作，每天酗酒就打妈妈， 我们没有办法好好读书，甚至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我们很穷，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出去外面打工， 但有时候做一两个月就会被炒鱿鱼，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是在不断地被否定当中成长的。 甚至有时候就会相信， 那些在脑袋里面说他们没有出息、没有用的那些人、那些声音， 是真的。”

注：图片来源于知乎

在工作不如意的时候，我的脑袋里也会闪过上学时老师的那些批评，父母的那些责骂。

我会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自己是个废物。

我想过死。

我真的想过自杀，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是天知道，这也是犯罪。

法律上这属于故意伤害罪，属于谋杀。

动念头那刻之前，我想要的只是沟通和理解。

我想要爱，

想要去爱。

在问过许多人之后，发现大家原来都一样。

恍然发现，原来真的是，

众，生，皆，有，病。

04

我们把自己包裹起来，自己舔舐伤口，我们病了吗？

我们开始不相信世界，我们开始怀疑周围的人，我们病了。

可是没有人想生病。

我想对你说说我的心事，希望听到的是回应，

而不是冰冷的“我很忙，没有空听你说”。

我想和你聊聊我的烦恼，希望得到解决方案，

而不是嘲讽的“你这算什么烦恼，人家xxx遇到更大的事都没说什么”。

我想跟你分享我的快乐，希望你也同样快乐，

而不是冷漠的“这么正常的事情，有什么值得高兴”。

你觉得我病了。

我觉得你才是有病。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

我只看见白茫茫的一片，

我们都是穿着病号服行走的病人。

我不要这样的世界。

所以，亲爱的，

我会认真听你说的每一个字，

认真分析你的每一种情绪，

认真了解你做每一件事的原因。

你愿意同样对我吗？

我真的，想拥抱你啊。

我真的，想再次拥抱那个温暖的世界啊。

注：图片来源于知乎

05

最后，想和大家分享林奕含在订婚宴上做过的致辞演讲的节选：

（在她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一年之后，我才敢去了解她的故事。）

我今年二十五岁……欸，差几天就满二十五岁了。

我从高中二年级，

大概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得了重度忧郁症，

准确点来说是我从高中二年级开始了我与重度忧郁症共生的人生。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林奕含本人）

后来遇到一些事情就在这上面加上了PTSD， 所谓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重郁症这件事情， 他很像是失去一条腿或者是失去一双眼睛。 人人都告诉你说， “你要去听音乐啊” “你要去爬山啊” “去散心啊” “你跟朋友聊聊天啊” 但我知道不是那样的。

我失去了快乐这个能力， 就像有人失去他的眼睛， 然后再也拿不回来一样。 但与其说是快乐， 说的更准确一点，是热情。

我失去了吃东西的热情， 我失去了与人交际的热情， 以至于到最后我失去了对生命的热情。 前几年我的身体状况好点，我就重考。

这几年一直处于没有工作也没有学业的状况， 前几年身体好了一点，我就去重考， 然后考上了政大中文系。 在中文系念到第三年的时候， 很不幸的，突然开始病情发作， 所以我又再度休学。 在我休学前那一阵子我常常发作解离。

所谓的解离呢， 以前的人会叫他精神分裂， 现在有一个比较优雅的名字叫做思觉失调。 但我更喜欢用柏拉图的一句话来叙述他， 就是灵肉对立。

因为我肉体受到的创痛太大了， 以至于我的灵魂要离开我的身体，我才能活下去。 从中文系休学前几个月，我常常解离， 还有另外一个症状是没有办法识字。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 对，但就是我打开书我没有一个字看得懂。 身为一个从小就如此爱慕、崇拜文字的人来说， 是很挫折的一件事。 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参加期末考， 然后那时候正值期末考。

我的那时候中文系的系主任就把我叫过去讲话。 我请我的医生开了一张诊断证明， 然后我就影印了很多份，寄给各个教授， 跟他们解释说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参加期末考。

这时候系主任与助教就坐在那个办公室里面， 助教在那边看着我， 然后他说： “精神病的学生我看多了，自残啊，自杀啊，我看你这样蛮好、蛮正常的。” 然后这时候我的系主任对我说了九个字， 这九个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他拎起我的诊断书，问我说： “你从哪里拿到这个的？” 你-从-哪-里-拿-到-这-个-的。

当下的我，我觉得我很懦弱。 我就回答他说：“我从医院。” 但我现在想我很后悔我没有跟他说： “主任，我没有笨到在一个，活在一个对精神病普遍存在扁平想象的社会里，用一张精神病的诊断书去逃避区区一个期末考试。 然后你问我从哪里拿到的。 从我'的屁眼啦！干！” 我很想这样说，但我没有。

所以我要问的是，他是用什么东西来诊断我？ 是用我的坐姿，我的洋装，我的唇膏， 或是我的口齿来诊断我吗？ 这个社会对精神疾患者的想象是什么？ 或我们说的难听一点， 这个社会对精神疾患者的期待是什么？ 是不是我今天衣衫褴褛、口齿不清， 然后六十天没有洗澡去找他， 他就会相信我真的有精神病？ 又或者他觉得精神病根本不是病呢？

我不知道温暖传递的速度是多少。

但是我知道，我不会做压死骆驼的稻草，我要做给予骆驼能量的水珠。

你愿意和我一起来吗？

你愿意和我一起倾听世界的内心吗？

最后，我用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两句台词和大家共勉——

“为什么是我？”——应思聪

“可能是因为，你比较勇敢。”——宋乔平

公众号【VIP大影视圈】，一个有态度，讲深度的影评号。

在中国，“杀人偿命”是个被公众默认的，看似合乎情理的简单逻辑，这逻辑既说明生命被赋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也体现国人感性至上的善恶道德观。

但在现代法制社会的语境当中，“杀人偿命”是有待于商榷的说法。对于杀人犯罪行的判定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法律程序，“死刑”作为最高的刑法，作为对生而为人的权利的最终剥夺，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实现的。

中国的社会舆论往往对杀人犯最不宽容，民众们不会去在乎杀人犯犯下罪行的基本动机，甚至不会关心杀人犯在犯罪前后所处的精神状态。在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许同样会有不在少数的读者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去关心一个杀人犯的真实想法呢？

与此同时，不管主要舆论是站在支持直接判处杀人犯死刑的立场，还是站在对杀人犯进行精神鉴定与人道主义关怀的立场，对于当事人家属而言，往往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局外人意见。

现代刑事法律面对的伦理问题不仅是要准确地对犯罪人量刑，还要兼顾对受害者家属、对犯罪人家属，乃至于对整个社会舆论导向的关怀。

由台湾公共电视（简称公视）、HBO亚洲频道和CATCHPLAY联名制作并同步播出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便聚焦于无差别杀人案背后的法律制度与社会舆论之间存在的矛盾。这部剧播出仅两周的时间，在豆瓣已经收获国产剧里实属罕见的9.3的高分。

台湾公共电视是一家不受任何政府和政党管制的，以服务民众为要任的公共性质的无线电视台，公视的电视制作主要关注严肃的社会写实题材。在台湾本土轰动一时，改编自白先勇原作的《孽子》便是公视突出的成绩之一，去年在内地颇受关注和好评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同样出自于公视之手。

《孽子》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公视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由贾静雯、吴慷仁等人主演。在经历轰动一时的婚姻风波之后，贾静雯近几年的复出之路走得尤为曲折艰辛。但也正是因为经历过上一段惨痛的婚姻教训，贾静雯对本剧中的已婚已育的独立女性角色的把控尺度更为准确投入，贡献了质感突出的表演。

吴慷仁是近些年台湾风生水起的男演员，本人近年来与公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一把青》《滚石爱情故事》《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等有口皆碑的作品，均是其与公视合作的重要成果。

台湾著名电视编剧吕蒔媛参与了《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剧本创作，可能“吕蒔媛”这个名字对于内地观众并不十分熟悉，但由她执笔的去年大热的台湾LGBT电影《谁先爱上他的》相信大部分观众都看过，亦或有所听闻。

《谁先爱上他的》

本剧《我们与恶的距离》虚构的故事背景，是一起曾震惊整个台湾的电影院持枪杀人案，这起无差别杀人案件共造成9人死亡、21人受伤的人间惨剧，法院最终给与杀人者李晓明死刑的判决。

对于这样一起看似早已有所定论的无差别杀人案，李晓明方的辩护律师王赦却认为必须要对李晓明进行心理疏导和精神鉴定，法律上才能够给出最为公正的判决。但李晓明本人始终拒绝这些原本可能会对自己的刑罚有所减轻的帮助，似乎早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王赦是一名专门为死刑犯辩护的公共人权律师，由于职业上的特殊性，即便身处人权律师的公益性职业位置，王赦也无法避免地被公众所敌视。但在他看来，刑事犯人最基本的身份是“人”，所有的罪案都应该有相对应的起因和动机，只有追根究底地挖掘潜藏背后的成因，才可能让刑事犯人得到最公正的审判。

为李晓明辩护的王赦不仅遭到网络上持续的讨伐谩骂，还在公众媒体面前被受害者家属以泼粪的方式羞辱，甚至连过去一直支持他的妻子，也逐渐地对其职业产生误解和失望，家庭关系因为职业而出现了裂缝。

宋乔安是这起电影院枪击案的当事人兼受害者家属，两年前，她陪同年幼的儿子去电影院看电影，途中因接听电话离开影厅，等到自己赶回影厅时，儿子被弹药击毙的惨剧已经发生。对于儿子死亡一事，宋乔安一直感到深深的自责，也因此变得封闭而偏执，与过去关系亲密的丈夫和小女儿逐渐疏远。

与此同时，宋乔安还有另一个身份，她是社会新闻SBCNews（品味新闻台）的负责人，因父母双亲车祸过世的原因，她在工作上严厉到接近苛刻的程度，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但也因为行事作风上的一丝不苟，宋乔安主导的新闻节目在业界获得了颇高的地位。

李大芝是在SBC News工作的新人，平时沉默寡言行事低调，是职场上不引人注目的那类人。原本的新闻编辑因临产而无法主导正在播出的新闻节目，所幸李大芝在关键时刻解决了事故，因随机应变的处理方式而被宋乔安晋升为现任的临时编辑。

但李大芝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她的原名叫做李晓文，是无差别杀人犯李晓明的妹妹。在事发之后，父母试图将变卖的房产补偿给受害者家属，但仍无法弥补李晓明所造成的伤害。在社会舆论的指责压力下，父母便躲到偏僻的乡下，为了女儿的前途着想，母亲让李晓文更改姓名和家庭背景，声称自己的父母在车祸中身亡。

应思悦是李大芝的房东，一个即将新婚的，自己经营店铺的年轻女性。她知情达理，对李大芝关怀有加。原本未来会一帆风顺的她，却被告知弟弟患有思觉失调症，也即是精神分裂症。在宽容度极低的社会环境下，患有精神疾病的家人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蒙羞的存在，这样的家庭毫无疑问会受到旁人的闲话乃至责备。

刘昭国是宋乔安的丈夫，是一个社会正义感和是非观分明的媒体人。尽管同样从事媒体行业，二人在工作理念上却存在着极大的悬殊差距，儿子的死亡使得他们的婚姻即将走向尽头。

这些各式各样的人物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得以展开的关键。角色之间的连接显然是李晓明无差别杀人案一事，但同时他们也都面临其相对应的私生活的困境。

可以说，《我们与恶的距离》是一部拓展话题极广的作品，它同时还关于两性婚姻（宋乔安的婚姻、王赦的婚姻）、亲子互动（宋乔安与女儿愈发疏远的关系）、职业道德（新闻报道应该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对待社会边缘群体的态度的探讨（精神疾病患者与普通人的相处）、网络舆论对个体的伤害。

纵观《我们与恶的距离》，有这样一些在当下网络环境中极具反思性的细节：

李大芝编辑的新闻稿件被宋乔安毙掉，只是因为她将严肃的社会新闻放到头条，而SBC News上一天的头条新闻则是“店员被客人泼奶茶砸头”；

为了争取更高收视率，SBC News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播出了一条“普吉岛爆炸事件”的新闻，事后该消息被证实是虚假消息；

将“女大学生被撞死”的新闻中的“女大学生”字眼改为“高材生”，以此博取更高的关注度。

标题党、虚报假报、恶意报道……SBC News这些行为完全就是当下大多数公共媒体的所作所为。在微信逐渐地占据大多数人日常社交生活的当下，越来越多毫无职业道德感可言的自媒体也成为了社会新闻的传播者，和社会舆论可能的主导者。不负责任的媒体对整个社会的破坏力无疑是不言而喻的。

回到电视剧本身，它所探讨的核心话题是贴合当下现实的：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不少的杀人事件，而每当有杀人案或是情节严重的人身伤害案件出现时，网络上总会冒出诸如“杀死作案者”、“处以死刑”、“判刑过轻”等义愤填膺的情绪化论调。当然，这些声音的存在一方面的确也说明民众的社会正义感和道德感达成了共识，他们的出发点毕竟都是善意的。

但作为旁观者，我们呼吁让作案者“杀人偿命”的声音真的是公平的吗？倘若作案者在杀人伤人时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甚至患有各种精神疾病，倘若他们并不是真正地想要去伤害他人，但精神问题导致他们无法自控地做出这些行为，那么网友们正义凛然的“杀人偿命”难道不也是缺乏同情心的、不需要付出丝毫代价的伤害吗？

在这样一种案件尚且不够清晰的前提下，对作案个体的定罪无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基本人权问题和刑法层面的伦理问题。即便是针对恶意杀人的反社会者，我们是不是也应当在其作案过程清晰之后，法庭再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予以刑责呢？

而《我们与恶的距离》向观众提出了“患有精神疾病的杀人犯该如何处置”的问题，这样棘手的问题或许更该交由法律公正来定夺。真正应当引起观众注意的，是“精神疾病”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一类带有随机性的病症，“精神疾病”既可能是基因遗传或基因变异的先天性并发症，也可能是社会压力一手促成的悲剧。

就如片中自小失去家长关爱的李晓明；遭受工作被辞、女友自杀等打击的应思聪……他们的精神疾病都不可不认为与其所处的社会有关。

孩子从小被家长强迫去上各类兴趣班，大大小小的考试被家长监督，学校每天布置做不完的作业；初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面对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对前途迷惘而失落；中年人面临着赚钱养家还房贷的经济压力，工作竞争丝毫不允许他们怠慢。人们似乎从有了自我意识开始，便要履行相应职务，像机器人一样地生活。

生活在时时刻刻处于高压的现代社会当中，越来越多复杂的精神疾病随之涌现。人们对待周遭陌生人尚且冷漠，对待精神病患者可想而知更是避之不及。这种恶性循环的冷暴力只会促成更多人出现精神上的疾病创伤，导致更多的精神疾病患者走向伤人杀人的极端。

在观看《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同时，我联想到的是这些天“1818黄金眼”微博报道的一条引发热议的新闻，标题是“小伙骑车逆行被拦后爆发，称压力好大”，

新闻里，年轻小伙在路边大哭，向交警倾述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交警们悉心开导并鼓励小伙。倘若这个时候交警们对小伙不予理睬，或是加倍地指责，谁又能保证濒临崩溃的他会不会做出极端的行为。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间隔着的是一堵叫做“理解”的墙。

作者| 卡洛斯的三棵树；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这部剧的影评下，就有一篇某新闻的报道，出来唱反调。说这部剧是伪善。

很快就成为高赞。我觉得这很讽刺。

此文前面还在说，恶有大有小，说恶无法避免。好像有几分道理。后面就开始说，人们有权发泄愤怒。不仅完全违背这部剧想表达的思考，歪曲为“圣母洗地”。更是直接连自己的前半篇文章，都偷换概念。

看似理性，其实还是在为情绪找借口。说来说去，也就是想挑拨情绪而已。

我实名反对这个媒体的文章。

《我们与恶的距离》，每一集都会以网络上的留言作为片头。而那些留言，有的义正言辞，有的无脑发怒，有的宣扬暴力，甚至要把不相关的人都处死。网络暴力和不负责的言论，成为了新的恶。

这些恶，虽然小，但却汇集成一条大河，影响整个社会的走向。

最终，又再一次导致出一个极端。

人人都高举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 有时候，我们与恶的距离，只差一个平庸的转身。

编剧创作这部剧的灵感，其实也来自于一个真实的事件。2016年2月28日，一名母亲带着年仅三岁的女儿“小灯泡“逛街。突然，一名男子冲上来，对着小灯泡连砍23刀致其死亡。

经调查，这名犯案男子患有思觉失调症（精神分裂），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这起恶性杀人案引发了极大关注，网友群情激愤，要求将凶手立即处死。

但让人意外的是，小灯泡母亲的态度却是，坚决不处死凶手。

她向媒体表示：与其立即处死一个罪犯，不如好好了解这个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犯罪的。

他们在想什么？ 为什么家庭、学校、亲人、朋友、社会，没能接住他？ 我们要如何改善、预防？ 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速速执行死刑？

所以这部剧，并不是要“圣母”原谅凶手，或者凶手的家属。

完全不是。

这部剧并不是单纯的要去谴责一个杀人犯，或是讲一个杀人犯的故事。而是要全面的去分析，整个事情所有的因素。

加害者罪大恶极，加害者家属呢？是一概有罪，还是一概无罪？

你不知道，因为你不认识他们。

不认识，就没有判断。

不知道，就没有发言权。

出了案件要走法律，但是是不是泄愤之后，就能消除恐惧？

是不是消除了恐惧，事情就再也不会发生？

比如讲到媒体，这部剧就非常的专业。出了新闻，

有的媒体会无脑的报道，只为了更多的阅读。有的会确凿信息，之后才展开报道。

有的会引导情绪，甚至挑拨情绪，故意让群众发怒，好从中获利。有的会认真分析，针砭时弊，全面负责。

这一些，还有更多更多深入的讨论，我之前在《媒体，这才是真正的禁片》里，都已经讲过。

这部剧的初衷，只有一个。

就是宣泄情绪，并不能完全的解决所有事情。

相反，大部分时候这是一种逃避，逃避恐惧。

这部剧是让人们全面，清晰，理性的认识这件事——虽然让人类保持理性是困难的——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

有些恶，不管再社会再美好，也会发生。但这不代表我们就不需要反思了。

更不代表群众就可以施加小恶了。

在这部剧的影评下，前面就有一篇某新闻的报道，出来唱反调。说这部剧是伪善。

很快就成为高赞。我觉得这很讽刺。看似理性，其实还是在为情绪找借口。

说来说去，也就是想挑拨情绪而已。

因为也许你没办法做到理性。要求每个都理性也确实很过分。也许你可以拒绝全面的认识，分析事情。但你不该说，人家试图思考，就是立场不对。只有宣泄情绪，才是正义。

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参与者。

这让我想吐。

台湾与HBO合拍的社会写实题材『我们与恶的距离』，是继『一把青』和『花甲男孩转大人』之后，最想推荐的台剧。

看了前四集，想起几年前震惊台湾社会的台北捷运无差别杀人案件，以及几起幼童遭遇随机杀害之案。记得当时捷运杀人的新闻一出，立刻打开电视在各新闻台之间切换，同时手机也随时关注FB上实时的言论。当时连续看了好几小时，虽然事不关己，内心却弥漫着恐慌夹杂着愤怒的焦躁感！那些不断重复却无济于事的新闻画面与网上成千上万网民愤慨的留言，在那一刻，将台湾所有人牢牢拴在了一起。

本剧由『谁先爱上他的』吕莳媛编剧，题材虽沉重，却依旧维持出色的节奏把控，多重视角的展现也让人在观剧过程中慢慢沉静下来。

故事的时间点是在无差别杀人案发生的两年过后，此时的新闻重点只剩下凶手二审死刑定谳。而新闻之外的受害者家属与加害者家属，生活看似如常，但其内心深处从未随时间变小的巨大伤痛彷佛一颗不定时炸弹，只要一触碰，随时爆炸！

【失去一个家人等同于失去一个家庭】

剧本着重在描绘受害者家属及加害者家属在经历变故之后的真实处境。贾静雯饰演的新闻台主编，在失去儿子之后，变成一个浑身长刺、冷如冰窖之人。职场上不近人情，生活中与丈夫和女儿的关系更是降至冰点。虽然时间依然继续在走，但她的人生在儿子死后也跟着嘎然而止。那些没有出口的怨恨如同利刃，总在不经意之际戳中她的心口，同时戳向她的家人。明明不是她的错，却彷佛全是她的错！

虽然生命自有其定数，但人总是很难接受突如其来的死别，一不留神，往后的日子便全被阴霾覆盖。这道无解的人生课题，有人直到人生最后依旧深陷其中。

而加害者的家属也没有过得比较好。平凡老实的父母即便躲到天涯海角也依旧不知道儿子变成杀人魔的真正原因？剩下的女儿就算改了名字、重新踏入社会也撕不掉贴在心底的"杀人魔妹妹"标签。

想起东野圭吾的小说《信》，成为杀人犯的哥哥入狱服刑后，弟弟在外面却因为哥哥的缘故备受歧视，为了能好好生活下去，不得不与哥哥断绝关系。

虽然犯罪的并不是杀人犯的家人，但在群体社会中，"血缘"代表的还包括教育的责任与爱，而这一切都应该以"了解"为前提。父母对子女若没有足够的了解，也只能看到子女的表面。所以剧里老实的父母才会误以为安静躲在房间里的儿子一直是个乖孩子；手足之间也不是有话聊就等同于了解彼此。

虽然并非所有不被家人了解的人都会变成杀人犯，我也不认为杀人的锅应该全家一起背，然而"人性"却远比我们的理性认知更为复杂。一件人神共愤的案件，挑战的是整个社会的忍耐力与承受力，那根紧绷的理智之弦一但断裂，压垮的绝不仅是关在狱中等待死刑的杀人犯！

其实，无论是受害者家属或是加害者家属，都是案件里的最大受害者。失去一个家人等同于失去一个家庭。

关于加害者家属，也不是杀人犯一句：『不要烦我家人』，就能让他们置身事外。虽然连幸福感最高的北欧国家都有杀人魔，但一个真正有爱的家庭或许仍是社会稳固的基础。

人，也只有对家人怀有真正有爱，才不会自私自利地去做出伤天害理、泯灭人性的事。

【人性的阴暗面就像无底黑洞】

剧中吴慷仁饰演专为重大刑案罪犯打官司的人权律师－王赦。人权律师，也是目前台湾社会备受争议的一群人。「废死联盟」大多由人权律师组成。剧中并未强调王赦想帮这些重大刑犯逃离死刑，他一心希望透过心理专家与罪犯及其家人的沟通，找出他们从正常人变成反社会人格的真相。他认为执行死刑并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悲剧，重要的是该如去何预防日后可能发生的悲剧，这才是治本之道。

王赦的出发点或许是对的，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想法太过理想主义。不是每个随机杀人案件的背后都有深邃的犯罪心理，家人与朋友的不了解也未必是罪的诱因。

几年前看过一部日本电影『脑男』，电影中的那个少女令我印象深刻！女孩聪明可爱，家境富裕，与父母的感情也极好，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阴影，但她却长成一个极其阴暗的女孩。对一切无感，只有"杀人"能让她产生快感！她在有爱的环境下成长，却对人没有任何同理心，杀人的原因纯粹就是好玩！从那时起，我对人性就有了不同的看法。

虽然大多数人可以透过教育与身边人的情感付出对人产生善意，但也不能排除那些无论如何对人都抱有深深恶意的人的存在。人性的阴暗面就像无底黑洞，有时探究不出原因，每桩恶事的背后也未必都有真相。过于理想主义，无私，也会成为伤人的利器。

【思觉失调症不等于反社会人格】

剧中，藉由患有精神病随机杀害两名幼童的凶手突显精神病患长期遭社会歧视的问题。从前俗称的「精神分裂症」，在剧中一律称为「思觉失调症」。台湾每每出现恶劣至极的凶案，凶手为逃过死刑，总会声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要求作精神鉴定。但事实上，精神异常的凶手只占少数。而社会大众对精神病的愤怒在于这类凶手明明有犯罪事实却因特殊状况无需对其犯行付出应有的代价！愤怒与恐慌自然生出偏见。

之所以一直有类似的案件发生，原因在于大多数人对精神病没有病识感。剧里才华洋溢的年轻导演精神出现问题，可能来自遗传，也可能是女友轻生的打击造成。一开始家人皆毫无病识感，父亲认为他太脆弱受不了挫折，姐姐认为他只是压力大。

没有病识感，未能及时就医服药，就会演变成更大的问题。造成精神分裂的原因很复杂，精神方面的疾病长期被污名化也导致许多病患的家属会以自我安慰的方式忽视其严重性，恶性循环之下，精神病犯罪便成了社会的一大隐患。

如何减少这类案子的发生？这部剧提醒我们：思觉失调症不等于反社会人格，反过来说，反社会人格也不等于思觉失调症。人们重视身体的疾病也不该忽视心里的疾病，这才是真正的防患于未然。

【这是一个轻而易举就能"杀人"的时代】

每一集开头都会出现FB上网友对案件的各式评论，象征了这是一个人人都能畅所欲言的自媒体时代。然而，那些不加思索就发出去的言论依旧是从新闻媒体而来。台湾的新闻媒体拥有高度自由，众多新闻台与网络平台二十四小时放送新闻，观众想看新闻随时能看。

新闻台之间为了抢收视率，求快，遂成为第一要务。于是剧里便出现了未经证实各台却已报得如火如荼的灾难新闻，以及状况不明却直播仍在劫持中的幼儿园这样的头条新闻。新闻下标以博眼球为主，报导的角度也不以客观为要，没有新闻道德的媒体，更深深影响了这些重视实时胜过事实的大多数观众。

一直觉得这时代最大的问题在于：人们可看的信息太多，习惯眼见为实之后，思考便不再重要。

以前的人对于自己不够了解的事会持保留态度，而在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人一旦惯于刷存在感之后，便很难意识到自己以偏概全的傲慢，以及这样的傲慢可能对别人造成的巨大伤害！

看了四集后，整部剧的走向虽在意料之中，却也在其中得到许多思考：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全面了解一个人，更不可能得知一个案件的全部真相，但却可以尝试从不同角度去看同一件事，进而产生自己的观点。

基于人权考虑，台湾社会近几年对于「废死」有诸多争议。至今，我依旧不赞成废死。我认为人权存在的前提是"你得是个人"。

是人，就得有人性。对于泯灭人性的极度之恶，唯有死刑对犯罪者才有足够的震慑力！当你残酷地剥夺别人的性命，就该付出相同的代价！这才是所谓的人人平等。

写文章时一直没想好标题，却在写最后一段时想起杨雅喆导演在『血观音』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的颁奖台上说的一句话：『没有人是局外人』。

这些看似只与少数人相关的社会重大刑案，其实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我们身处同一个社会，都想要一个能让我们安居乐业、免于恐惧的社会，我们也都害怕自己的家人罹患精神疾病，成为彼此与社会的负担。

只有当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不是局外人，才会对身边的人付出更多的关心，也才会去思考案件表面之外更深层的问题。如此，才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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