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

导演花了很多力气但是力气用错了地方，纪录片的独特魅力是什么？全程豪华情景再现配旁白的操作，把戏剧片和纪录片两种魅力特性都抹杀了。还有自己出镜徜徉在各种老建筑凹造型是什么习惯？在深厚的历史面前，谁要听你的Yy，片尾花絮宋子文后人那段采访明明很精彩，我预测实际采访大约一个小时。她竟然删到半分钟用在彩蛋我勒个去！

如何讲好复杂的现象，并在叙述中体现对现象背后本质的透视（尽管这种透视可能是主观化的），是所有讲故事的人、每一次讲故事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连《红楼梦》作者都会感叹，上下三百号人的贾府，人事竟如乱麻一般，不知该从哪一件事哪一个人讲起（第六回）。这样就有了“刘姥姥一进贾府”，作者以这件芝麻粒大的事为引子，通过乡间老妪之眼，交代了贾府的衣食住行、人事、礼仪；而以贾府为核心发生的纷纭现象，又是当时整个帝制等级时代的缩影。

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早已成为一种经典叙事方法。而在本片中，导演试图以刺宋案为切入点向历史刨根问底，由此挖出了深藏在罪恶泥土下盘根错节的多股势力，使1931年中国面临的重重危机得以条理分明地呈现在当代观众的视野中：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替罪羊，险些成为国民党内斗的牺牲品；重光葵作为对华“经济侵略”派的代表人物，险些成为日本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斧头帮作为作为国民党“反蒋”势力的刺杀工具、同时也是日本军部选定的替罪羊，险些成为其野心的牺牲品；而宋子文的秘书，尽管不在任何一个残酷斗争的核心旋涡之内，却意外成为了唯一被实锤的替罪羊，他是最无辜的牺牲品。

两组刺杀、四重替罪相互对照，形成了一组以权力与野心为主题的残酷组曲。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对人性做出了深刻剖析，

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另一种方法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因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须诉诸后者。

此话同样适用于做本片中一系列阴谋事件的注脚。

以前略知这段历史，宋子文被人暗杀，却得以逃脱，更多的史实就不知道了。

昨天看了《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感到这段历史太离奇了。2路杀手早已埋伏到位，对象就是就是即将在火车站口出现的穿白西装的男子。一路是反蒋派一路是日本栽赃派。唾手可得的杀人，不料反转再反转，日本大使因心烦意乱提前出站，机要秘书穿戴了和宋子文同色西服，成了替死鬼。鬼使神差的剧情貌似编剧特意编好的，但这又的确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片中电影化的大场景也令人记忆深刻。如血残阳中快速行进的机车发出暗白色的蒸汽，预示着有大事要发生了。豪华包车、普通车厢，火车站的小商小贩，一切都还是那么平静，但阵阵杀气不断袭来。突然，2声枪响打破了这清晨宁静。杀手们开枪瞬间的场景定格，三维镜头在人群中游走穿插，各种人物的表情、动作丝丝毕现，真实的还原了当时的场景。再加上震撼的音效，让人完全沉浸于当时的这一诡异的历史事件中而忘却了自己是身处影院中。

一部纪录电影能做到这个份上，看得出导演是很用心的。必须点赞。

它是一部纪录片，它又是一部故事片，这是电影《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首先给人的强烈印象。

乍一看，这是一个上百度就能查明来龙去脉的旧案：1931年7月23日，以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为首的“反蒋派”，委托“斧头帮”帮主、人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在上海火车站北站刺杀蒋介石的大舅子、民国财政部长宋子文。案发后，大人物毫发无伤，无名小卒做了枪下冤魂。

但继续往下看，就会惊讶地发现，世人皆知的“刺宋案”底下，居然还隐藏着另一个诡谲莫测的凶案——刺公使案：日本特务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行刺日本驻华公使，并嫁祸“斧头帮”，以挑起事端，借机发动侵华战争。发生于上海地界的一起局部事件，竟差点引爆两国战争，这就是“案中案”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那么，如此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是真的吗？

接近真实，却无法抵达真实

真实，其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历史真实、逻辑真实、事实真实、艺术真实，哪个才是真正的真实？

拍摄历史纪录片，无非有以下三种“必杀技”。第一技，档案资料，包括文字、照片、影像。影像当然是最好的，但即便是影像资料，也不能保证一定就是完全真实的。

第二技，口述历史，包括当事人采访、亲历者采访、见证者采访、专家采访。但是口述历史就一定很准确吗？不一定。对于年龄较大的亲历者而言，有些可能因为记忆遗忘，有些则可能因为选择性遗忘，比如出于某种政治原因或出于对自己有利，口述内容往往与真实存在着距离。

在国外，口述历史更多被用于研究者进行研究。口述者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说到某个细节时会尴尬？尴尬就是一个表情，虽然在语言上没有表达，但摄像机却能够及时捕捉到，观众也能从中体会到某种意蕴。

第三技，对当时场景的还原，也就是所谓的遗址拍摄。比如四十年前我在这幢楼里上学，现在我来拍这栋楼，这是真实的吗？显然它已经不是四十年前的楼了。因此我认为，采取任何手段试图去恢复历史，都是有缺陷的。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接近真实，而永远无法抵达真实。

为了尽可能接近真实，《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不惜采用第四技：找人扮演。不仅如此，还有第五技、第六技，不仅找活人扮演，甚至还有蜡像、亡魂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通过这些手段，影片不仅再现了已知，还挖掘了未知：案件背后的复杂性、历史的诡谲，以及灵魂与肉体、生命与死亡、常态与无常之间的微妙关系。而这，正是影片最有意思的地方，它让不同学识、不同阅历的人，体会到不同的含义，是比史实真实更难得的真实，比真实呈现更具难度的呈现。

不仅“主观”，还要大大方方“主观”

体现创作者的主观性，是《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给人的另一个强烈印象。

任何类型的纪录片，哪怕没有解说词，它仍然是具有主观性的，原因就在于筛选和排列重组。选择拍这个或者拍那个，选择拍这一段或者拍那一段，取决于导演的主观意愿。一个故事，无数细节，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表达出对世界的不同认知，这同样取决于导演的主观意愿。

在《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这部影片里，导演韩晶显然对所有能搜集到的细节，进行了精心的排列和重组，就连影片结尾的彩蛋，也无一遗漏地被纳入到重组的序列中。影片大胆地以一位亲历者的第一人称口吻来叙述，甚至导演本人也作为与往事对话的“角色符号”，进入到现实与历史的不同维度，展开饱含“主观意识”的历史叙事，从容，坦荡，又不乏理性与克制。

这样筛选和重组的好处是，使影片具备了环环相扣的悬念和步步惊心的情节，吸引人往下看。同时，影片对事件细枝末节的雕刻，成熟而富有感染力的运镜，既透露出纪录片追求史实真相的执拗，又展现了故事片对声画美学的超凡掌控能力。

细想之下还会发现，影片不仅再现了事件真相，更指出了事件导致历史进程发生改变的种种可能性。虽然大的历史走向无可更改，但如果1931年日本特务机关的阴谋得逞，那么战争则可能提前爆发。而主张对华协调路线、反对武力征服中国的重光葵，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当时的日本“鸽派”，一旦他在北站被刺身亡，则当时日本“鹰派”就会更加疯狂，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很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这，恐怕是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会自动添加的“主观”吧？

“我看到了更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纪录片《刺杀宋子文》漫谈 汤惟杰 “死去的人，是我”—— 纪录片《刺杀宋子文》的叙述语调颇为奇异，在这场谋杀案中饮弹殒命的唐腴庐，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如同向导，引领80多年之后的我们——当代观众——穿越时间的屏障，重新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之前，我们也许知道，在1931年的中国政治天平上，T. V. Soong（宋子文），是南京蒋介石的“财神”，作为财政部长，他为蒋的政治军事布局谋划经济基础和资金保障。 我们当然也知道宋氏家族特有的影响力，宋子文和他大名鼎鼎的姐夫和妹夫们共同书写了半部中国现代史。 然而，可能至此我们方才知道，1931年7月23日早晨7点08分在上海北站响起的那一阵密集的枪声，源自三个方向：在行刺的广东反蒋势力和“斧头帮”王亚樵组合，以及作为刺杀目标的宋子文及背后的南京蒋介石政府之外，原来还有来自日本军部的一方和它在上海的代表——特工首领田中隆吉，他们意欲驱遣上海帮会的常玉清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为其侵华行动制造借口。 我们更难知晓，在这一系列惊天密谋的棋局上，曾经有过几个棋子，甚至道具，几乎改变了历史的走向：王亚樵手下的“小泥鳅”发现了常玉清也向日本人买过烟幕弹，南京—上海夜车上唤醒重光葵的列车员，列车到站后突然打不开的车厢门锁，以及，“我”——唐腴庐那天身着的白色上装。 这片中，诸多碎片化的“偶然”叫人牵肠挂肚，“就差那一点点”——是的，就是那一点点，原本历史的车辙可能就会拐向另一条轨迹。 显然，导演在片种上玩起了“脱轨”花样，跟制式化的“记录电影”不同，《刺杀宋子文》大量使用扮演式情景再现，甚而被误伤致死的机要秘书唐腴庐成了聚焦叙述者，现实与可能的事态互相穿插，导演本人作为另一个声音也参与了叙述…… 无疑，《刺杀宋子文》采取了一种颇为后设的历史视野，那就是，承认作为本片主题的“历史”只有借助叙述才能接触；我们关于历史的经验与关于它的叙述密不可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只有被叙述才能被领会。因而，叙述人“我”——死者唐腴庐，不过是这重历史理解的极致化的表达。“我看到了更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作为观者，我感兴趣的是，由死者/幽灵引领我们进入历史的场景，这个《神曲》或《埃涅阿斯纪》式的设置，体现的是“诗（此刻电影是它的样式）”和“史”之间的辩证，最终，导向了如何追求“真”这一纷争已久的主题。 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照它本来的样子”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本雅明在他的《历史哲学论纲》中这样说到。而《刺杀宋子文》的有意思之点就在于，它并不急于、甚至不意图去建立一个随时被“偶然”的小石子击垮的因果链叙述，它颇为享受对这些“偶然”小石子的摆布，在蒸汽车头前行和后退的牵扯中，在子弹壳落下和弹起的反复中，在被刺者倒地/定格/倒带/再倒地的循环里，1931年7月23日上午北站的“刺杀”被镜头悬置为一个结构，一个结晶体，它名叫“历史”。

以一个“能够知道过去未来的灵魂”来讲述事件的来龙去脉，揭露真相，角度是新了，但因为不合理而反而显得失真，让人出戏。假如用秘书的遗孀来讲述显然更适合。然后这个片子还跳出来用一个后人女孩来讲述，来了段“讲述中的讲述”，实在是多此一举。

以“真人演绎”还原历史真相，比之只有相关的文字、图片等资料的记录整理好看很多。《玄奘大师》等都是这样做的。

当年历史书没有提及重光葵因为亲华而被日本鹰派找汉奸常玉清执行刺杀。两股杀手针对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不同目标，这个设定很有意思，最近的国产片《最长一枪》很明显就参考借用了这个案例。

庐山暗杀老蒋，因为胡乱丢弃的火腿失败，如果成功了，中国的历史将会怎样？

飞砂风中转——1931刺杀宋子文之迷

一部电影，开场就写了那些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大事件。而这次的故事却发生在和这些人与事相比，相对微小的人和事。用剧中人的话来说：“惊涛骇浪的大时代里，我们只是沙尘”。

蒋宋孔陈

相对于“赵钱孙李”，中国人也许更熟悉“蒋宋孔陈”。而作为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姐姐妹妹里有宋家三姐妹的宋子文，用烜赫一时来形容都不为过。但就是这样的人，在一九三一年的上海北站，惊遭刺杀。更令人讽刺的是，从被刺杀的起因而言，他不过是刺杀蒋介石不果的替代品。而觉得通过这次刺杀可以严重打击蒋介石的国民党人，大概也不会想到其实就在不久之前，蒋介石因为宋子文卡住钱款不放甚至抽了对方的耳光。

而在同一个站台上，险些被刺杀的另外一个人是当时的日本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这个最后被称作“跛子外长”的重光葵后来历任日本驻中国大使。伪满洲国副总理、驻苏联、英国大使、外务大臣，1945年9月2日代表日本政府与梅津美治郎一起签署日本投降书。而不久之前，回到日本的前任上海总领事佐芬利贞男在箱根已经离奇地被自杀。作为惊弓之鸟的他，再怎么脑洞大开，恐怕都不会想到自己的危险竟然会来自同为日本人的“魔法军人”田中隆吉。

在奥林匹克山上喧嚣的诸神，透过光鲜的外表，也和普通人那样“人在风暴中，无奈的打转”。相对于宿命而言，灰尘又何来大小之分。

无论大小，他们都坐上了那列火车，他们都穿了奶糕白西装。除了一个人。

奶白西装

而在这些大人物中，有个人穿着和宋子文同款的奶糕白西装。这个人就是当时宋子文的秘书唐腴庐。唐腴庐的父亲唐乃安是清政府获得“庚子赔款”资助的首批留洋学生，也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的西医；相对于唐腴庐，他的妹妹，和陆小曼并称为“北陆南唐”的唐瑛也许更为著名。甚至唐腴庐被刺之后的余波之一，都是作为唐瑛追求者的宋子文彻底被拒之门外。就电影而言，有种猜测是宋子文隐约得知自己可能被刺，那么从头到脚如同宋子文复刻打扮的唐腴庐真的仅仅是“误中副车”？要知道宋子文在事后的回忆里，也提到：自己听到枪声的第一反应就是脱去特别醒目的帽子。秘书的臀部，大腿和后背多处中枪，自己却毫发无伤。

不知道唐腴庐那个烧了一桌子好菜的妻子，会不会对着到处是洞的奶糕白西装发呆。她会不会想：你为什么要穿那件西装？

而平时也是喜欢穿奶糕白西装的重光葵，由于一个误把苏州站当作真如站的列车员对他提前打扰，心烦意乱下竟然换了别的衣服并提前下车。余生不短，从此和奶糕白西装应该就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假如站台上中枪的是宋子文，天下岂不大乱；而如果此时倒在血泊之中，九一八事件也许会更早爆发。那么，假如倒在血泊中的不是唐腴庐，是不是所有人竟然会有所遗憾？当然，历史从来没有假如。假如，这世上本没有奶糕白西装。

两声枪响

相对于被乘务员打扰而逃过一劫的重光葵，因为一个叫做小泥鳅的“斧头帮”小喽啰，斧头帮帮主王亚樵的军师郑抱真差一点可以变成那个真正改变历史的人。站台上打响第一枪的人就是郑抱真，但本意示警的枪声却变成了催命的集结号。在那个车站上，硝烟散尽，所有的人都在目瞪口呆，又或者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大功告成。这就像历史最喜欢开的玩笑，总有人会觉得对那段事件负责，乃至对那段时间负责。子在川上曰，这种负责竟然也是不舍昼夜地在持续发酵。

郑保真于次年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参与策划轰炸日军旗舰出云号、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这一次还把之前的漏网之鱼重光葵炸断了一条腿。他的确让枪声在历史的长廊里再度响起。那么午夜梦回，北站上空的那两声枪响，是否真的会成为记忆中的一抹涟漪。毕竟，记忆太靠不住了。

壹仟大洋

“我们需要储存一些记忆，不是因为时间太久，是因为我们太健忘了！“这句电影里的台词让人想起但尼生写过：当权者忘却了死去的国王。历史上，宋子文曾经奖赏事后破案的戴笠伍仟元。而电影中给唐腴庐遗孀送去慰问金壹仟元的竟然是刺客王亚樵。也许，这时候宋子文更多的在为自己无法追求唐瑛而惋惜，又或许，相对于威名赫赫的宋子文和重光葵，微不足道的唐腴庐“只不过”是失去了他的生命。

卡尔维诺说过：“生命差点不能成其为生命，我们差点做不成我们自己”。历史自然不会忘记宋子文和重光葵，而适逢其会的唐腴庐更应该被记住，即便是作为一粒灰尘，即便是作为一朵浪花。

好在有这样一部电影，我们才知道即便如沙尘般的微小生命，才是汇聚成大时代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