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甫拉托夫

“语言是唯一幸存之物。”

看俄罗斯电影《多甫拉托夫》，这句话给我印象最深。

时间是1971年，列宁格勒的街头。

布罗茨基对多甫拉托夫说了这句话。

两位作家后来移民到美国，在异国他乡名声鹊起。

我们总是惊异于俄罗斯文学短短几百年创造的成就：“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

俄国革命虽然破坏了这段进程，但文学的发展并未停滞。

答案很可能潜藏在布罗茨基说出的话中，“语言是唯一的幸存之物”

因此一切均已毁灭，“共同体”可以在语言上重建起来。

1984年纽约，谢尔盖·多甫拉托夫（左）与约瑟夫·布罗茨基(右)

不可能没有过危机，虽然不知道具体的实情。（我并不懂俄语）

仅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这条教规，已经剥削了大部分文学的创造力。

俄罗斯文学之所以能在革命年代延续，也许是因为语言规则已由伟大的作家建立并完善。

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

他们的写作为俄语树立典范，从而能够滋养后来的创作者。

苏联时期的作家以此为后盾，抵抗语言的侵蚀。

少数的他们捍卫了俄语的尊严：曼德尔斯塔姆、别雷、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

曼德尔斯塔姆

反观中国，与俄罗斯何其相似的命运，但汉语却没能像俄语那般幸运。

汉语与俄语是不同的：白话文作为书写工具仅逾百年，汉语的精华在古文里。

俄语尚有一种传统来对抗剥蚀，白话文显得孤立无援。

民国时的现代作家没能创造白话文的传统：规则在生成中，却被无情腰斩。

鲁迅

及至后来的政治运动和翻译文学的泛滥，白话文面目全非，使用毫无章法。

现代汉语几乎失去与古文的联系，而与外文（主要是英文）越来越近。

于是，日常用语充斥进“翻译的腔调”，渐渐习以为常。

各位倘使不信，只需读下我写的这篇文章，

足够作为批判的靶子说明劣译有怎样不良的影响。

翻译研究

阅读思果先生的《翻译研究》，让我警醒。

书里列举的不地道翻译不正是我平时使用，却很少意识到问题的表达吗？

如果此时还不护卫起汉语的尊严，恐怕不会再有机会。

正是大家毫无意识的日常使用，现代汉语才逐渐败坏。

因此，电影中的那句话应该换成这样：

“在中国，语言也没能幸存。”哀哉。

多甫拉托夫是个作家。但是他进不了作家协会，也没法发表作品。必须要有报社肯采用他的作品，他才有可能进作家协会。在此之前他只能当一个报社记者，每天写一些荒唐的主流报道。但是他又写不了这些东西，只能靠装疯卖傻度日。报社上司质问他，为什么你总是写一些阴阳怪气的东西呢？

达维德是个画家。他的作品过于先锋不被认可。他没处卖画也没法办展，只能靠走私倒卖违禁品生活。报社要求多甫拉托夫在国庆日之前写一篇歌颂石油工人的“正经”诗歌。多甫拉托夫写好之后给达维德看，达维德说这是什么东西，你怎么能做这么可耻的事情？你要是缺钱我们去偷车都比这个强。

多甫拉托夫在被要求采访工人诗人时认识了库兹涅佐夫。他是个正经的诗人，被树立成工人诗人的典范，但其实根本没人真的欣赏他的诗。他不符合要求的作品也一样无法发表。多甫拉托夫拉他进入了自己混迹的失意艺术家小团体。库兹涅佐夫是个习惯于用直截了当的方法解决问题的简单的人。在自己又一首关于战争中死去的被遗忘孩子和上帝的诗被无理由的拒绝发表之后，他当场打断了编辑的鼻子。不得不说和另一个在编辑部割腕的作家相比，这招要高明的多。

布罗茨基，终于说到了布罗茨基。他是这一代作家诗人中的天才，是他们中的精神领袖。一直被当局盯着。他发表作品，可一直被威胁被谈话被流放。但他反复说他不想走。他觉得流亡者可怜。更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个国家里语言是唯一幸存之物，而他们这代人可能是俄语文学最后的希望。而他一旦走了就不可能再回来，只能永远流亡在异乡。当然历史早就发生过了，我们知道他最后被剥夺国籍赶出了红苏。他只能走。

这张海报，是故事的最后，多甫拉托夫和他无处容身的穷艺术家朋友们饮酒散场，在凄惨的国庆节之际，挤在一辆车回家。多甫拉托夫没处可坐，自愿坐在车上。朋友们说，他个子虽大，人很温柔。

1、多甫拉托夫（Довлатов，2018）一片，台灣翻譯「文字慾」採「文字獄」諧音，該片描述一名菁英的堅持，絕不委屈意志，也不出賣良心。流亡的知識份子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題材，中西古今陷入文字獄中的菁英，不乏民智未開時被視作危言聳聽惑眾者，或在教會、各樣政體（包括民主）與戰爭中不見容的異說，如，被點名批鬥，遠走香港而後抵台的錢賓四先生。

2、多甫拉托夫和她的偽造遊戲（Can You Ever Forgive Me?，2018）中的李伊斯瑞爾，兩名作家交相映照，風骨與氣節高下立見，多甫拉托夫寧為水泥工也不寫違心之論，李伊斯瑞爾樂於偽造文書，這比她嗤之以鼻的媚俗還糟糕。前者有一種自重，文字是第二生命，不輕易褻瀆，文以載道，不容賤賣；於後者而言，文字僅僅是工具、遊戲和賣弄。

3、故事的結構散漫，影像迷濛，與失落茫然的主題渾然一氣。

4、電影中有一段與主題輝映的談話。當多甫拉托夫訪問礦坑中的一名詩人，這名詩人談及他的戀愛，他一度想買些禮物給所愛的女孩，可是轉念反思自己的行為，難道是以金錢去收買愛情嗎？自省這樣的念頭無異於當權者懷柔攏絡的作法。其實，送禮是心意的表達，可是在以前的威權的時代與當今的消費主義時代，禮之理受到了扭曲。古詩十九首中攀條折榮遺所思，只不過是感於別經時，於中國人而言，唯有把這份心意的價格降到最低，其價值才能拔高，所謂禮輕情義重。

多甫拉托夫 Довлатов (2018)

法版海报主人公坐在大雪中的车顶，车内是同时代的苏联文人们

在1971年11月头六天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摄影机镜头带我们跟随作家谢尔盖·多甫拉托夫（Sergei Donatovich Dovlatov）游走在苏联文艺分子和他们的生活中。那种感觉，踏雪，堕雾，如梦，闻得到烟酒气，还有不服气。

经历过赫鲁晓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文艺解冻” 时代以后，苏联文艺氛围在勃列日涅夫（Leonid Ilich Brezhnev）上台后，突然全面收紧。写讽刺小说的多甫拉托夫，作品一篇都没能发表，因为他没能获批加入苏共领导的作家协会。他妻子提出离婚，带走女儿，与他分居。他屈居工厂厂报记者之职，撰写歌颂工人阶级的官面文章。他感到巨大的屈辱，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消极以对。

在一部由工会主导拍摄的电影片场，奉命前来报道的谢尔盖遇见了，“果戈里”（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Yanovski）、“普希金”（Alexander Sergeyevich Pushkin）、“托尔斯泰”（Lev Nikolayevich Tolstoy）、“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ylovich Dostoyevsky）……这些俄语文学巨人纷纷赞颂自己过世后未能得见的社会主义苏联，伟大繁荣，不可思议，朝气蓬勃。自然，大作家统统都是假扮。于是谢尔盖也十分“合群”地在那个场景假扮起卡夫卡（Franz Kafka）来。这是他的讽刺主义，也是他的抵抗主义。

导演小阿列克谢·日耳曼（Aleksei German Jr.）将多甫拉托夫的讽刺文学手法大量化用进电影，幽默表征下产生出持续绵长的反思意味。波兰摄影大师卢卡斯·扎尔（Lukasz Zal）则用跟随长镜头，记录多甫拉托夫这六天所到之处，所见之人，所听到的各种交谈，话题，抱怨，劝诫，警告，哀求，种种声音扑面而来。

在地下钻探隧道中向谢尔盖抱怨当局不肯刊登他“提到太多次上帝”诗作的年轻石油工诗人库兹涅佐夫；黑市倒卖牛仔裤被经济警察逮捕最终愤而自杀的言必称超越波拉克（Jackson Pollock）的画家达维德；交头接耳兜售流亡作家纳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讲述与美国少先队员禁忌之爱，下流但有趣”的禁书『洛丽塔』（Lolita）以此收集买书者名单反被谢尔盖戏弄的拙劣克格勃密探；手中握有权势阶层良好人脉打算帮助谢尔盖发表小说只需要他不再描写劳改营题材号称热爱文学的前列腺科医生谢苗·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当然还有帮谢尔盖借钱的挚友一刻也不停止写诗念诗声称“侨民是最痛苦的”却在未来赴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

他们构成了谢尔盖1971年生活的周遭，构成了那个重新复辟的严苛审查社会文学艺术群像绘。小阿列克谢的电影没有仅仅局限于批判，他更进一步书写了一种无奈的国族命运困局。如同谢尔盖在作协楼下的地上看到自己的书稿被当作送给小学生练字的废纸那样的感受。也如布罗茨基说“我们的祖国只有一个，不是么？”，可“一旦离开，他们就再也不会让你回来。”谢尔盖那个梦见勃列日涅夫的怪梦，抵抗的自尊心与对承认的渴望，在此神奇统一。

六天过完后的11月7日，就是苏联十月无产阶级革命纪念日。谢尔盖母亲口中的节日。他八岁时，便告诉母亲自己一生的志向，“我要成为一个作家”。

（本文首发「奇遇电影」）

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主竞赛，有一部来自俄罗斯的传记片十分引人瞩目，来自三年前凭借《电子云层下》入围柏林主竞赛的导演小阿列克谢·日耳曼。这位关注和擅长政治性题材的导演，带来了一部涉及前苏联历史的新作《多甫拉托夫》，一个关于个人如何与时代对抗，如何维持尊严与理想的故事。

影片一开头就提出了关于“存在”的问题，身为作家如果不能加入作家协会，便不能正式发表作品，也就意味着作家并不“存在”。

这样的悖谬在那个政治逐渐高压的时代普遍存在，而青年作家多甫拉托夫的悲剧也由此开始。渴望得到官方（甚至是梦里的勃列日涅夫本人）承认与写出心目中好文学的矛盾作为线索贯穿影片，短短四天的线性叙事里，导演以四两拨千斤的形式，勾勒出一个深陷自我认知矛盾与创作悖论的年轻苏联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电影开场不久，便以一场调度精湛的长镜头室内戏，不露痕迹地显示了导演功底。多甫拉托夫和他同样不得志的作家/艺术家同侪们聚会，长达五分钟流畅自如的一镜到底，为我们徐徐展现一副七十年代苏联地下文学图景。大家觥筹交错，高声谈论着文学与艺术，暖黄色调的运用更帮助渲染出令人陶醉的梦幻氛围，恍惚间让你以为身处20年代的巴黎蒙马特。

可这样的热闹与温暖也只能持续五分钟，屋外寒风肆虐而沉闷压抑的世界，才是他们日复一日必须忍受的真实生活。

下一个镜头，从聚会出来，多甫拉托夫和他的诗人朋友布罗茨基散步，谈论到作家流亡的问题，小有名望且已遭受多年打压的布罗茨基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们只有一个祖国，不是吗？”

讽刺的是，影片临近尾声时打出字幕——“迫于当局压力，布罗茨基被迫离开了苏联”，这位当代最伟大的俄语诗人之一，最终客死他乡。这两个当年在雪夜里谈话的心高气傲的年轻人，终其一生以母语写作，恐怕从未想过自己会迎来这样的结局。

这让我想到在同一个时代苏联老大哥手下的“小弟”捷克斯洛伐克，也有两位著名作家遭遇了类似的命运——犹太裔作家伊凡·克里玛，以及我们更熟悉的米兰·昆德拉。

「布拉格之春」后，米兰·昆德拉大肆批评苏联行径，他的作品很快就被禁止在捷克出版。1975年，昆德拉流亡法国，后来成为法国公民，在那里享受能自由出版自己作品的权利。在远离故乡的同时，他也渐渐远离政治，拒绝将自己的小说视为“政治作品”，尽管我们都对《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和《生活在别处》的政治隐喻十分熟悉。而同为作家的伊凡·克里玛那时在伦敦，他回到国内并坚持留下来，之后整整二十年生活艰难，被迫当工人谋生。他拒绝了美国几所大学的教职邀请，但在苏联控制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又无法真正当个作家，所有作品被迫沦为“地下文学”。几十年后，克里玛在一次采访中，解释自己当年的决定——“对于作家而言，流放是一种致命的决定，因为你失去了和自己语言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和社会的联系。”

而选择坚守故乡和写作的多甫拉托夫，在1971年的那个冬天，发现熟悉的文学语言正在逐渐“陌生化”。报社总编要求他的文章要“正能量”，要出现“英雄和反派”，多甫拉托夫的回应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思考本身就是一种英雄主义。”但这种选择冷眼旁观的知识分子式英雄主义，在当权者眼里显然不合时宜。

多甫拉托夫日复一日做着荒诞的梦，可醒来比做梦还要糟糕。

同样看不到出版希望的青年作家，在杂志社割腕自杀；靠黑市贸易赚钱为生的好友，死在了无辜士兵的车轮下；他自己则因为写不出编辑要的那种文章被解雇，拒绝了“写烂诗”的要求，带着最后一丝自尊转身离开。只有在梦里，他才能够淡定地直面最高领袖勃列日涅夫，他才敢把手握“生杀大权”的泌尿科大夫骂个狗血淋头。就像在《1984》里，男主角温斯顿只有在写秘密日记的时候，才敢宣泄自己真实的情感，对周遭的一切提出质疑。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熬的冬天。

一群怀抱理想的文学青年和艺术家，出版的机会遥遥无期。最可怕的事情大概是“温水煮青蛙” ，日复一日地忍受失望，一点点磨蚀掉闪着激情的心灵。

四天的时间里，他们可以反抗，可以对酒当歌，在聚会上朗读诗作然后把自己灌醉，忘记明天将是新的却又毫无新意的一天。可是一个月呢？一年呢？往后更久更久的日子呢？

他们如何对抗数倍于他们本身的力量，继续过着孤独且不被认可的生活，并在这样的生活里保持创作的自觉？

好在，看似无望的生活里，导演日耳曼仍为我们埋了一线关于善良人性的伏笔，我想这才是他拍摄这部回溯故乡历史伤痛的影片最大的用意所在。

失意至极的多甫拉托夫，却有幸拥有一帮真心相交的朋友和家人。他身边的这些同样过不好自己人生的人，都发自内心地理解且支持他，也在尽最大努力帮助他。

影片末尾，多甫拉托夫蹲在地上，脸上是无奈的神情，“一切还是那么乏味，那么可怕，而且没有尽头”。想到小说可能永无出版机会，多甫拉托夫痛苦地皱起眉头，前妻列娜蹲下来轻柔地安慰他，“你没做错”。她温柔而固执地一遍遍重复，“我们会熬过去的”。

我记得一个镜头，多甫拉托夫抱着睡眼惺忪的女儿，告诉他的“战友”布罗茨基，“我从八岁起就决心当一个作家”。在文学失落的年代，在远离故土的异国，依然要坚持写作。

在不自由的时期，当我们被谎言所轰炸，每一件真实的事情、每一件旨在提升人本身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存在并被宣布为虚无和遗忘时，写作是为了战胜这种毁灭。写作是为了否定死亡，而它采取了如此众多不同的形式，其中每一种都将现实、人类尊严、受难、挑战和真诚在它手中泯灭。

——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

其他的人，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着时代的沉沦。

在杂志社工作的女孩子，因为杂志社把不用的投稿当废纸卖掉而气得偷偷抹眼泪；落魄的艺术家好友们，随便找个什么地方就开始弹起吉他，开起派对。

另一场令我印象极深的戏，是多甫拉托夫前去采访一位工人诗人库兹涅佐夫，在昏暗的地下隧道里，他以一种极力维持着自尊的方式，谈起自己破灭的爱情，但随后的镜头却无关这位工人诗人，而是他的工友们挖出了二十五年前被炸死在这里的儿童们的尸骨。在全速下沉、人人自危的世界里，最普通的工人依然会为二战时被纳粹炸死的孩子们痛哭失声。这样闪光的人性，令我肃然起敬。

导演阿列克谢·日耳曼此番首次与《修女艾达》和《冷战》摄影指导卢卡斯·扎尔合作，为《多甫拉托夫》贡献了极具水准的视听语言。

缓慢游走的镜头常常贴近人物尤其是主角的脸，在脸部的特写里，我们凝视着多甫拉托夫面无表情的脸，而他凝视着面无表情的现实。浅景深特写镜头将多弗拉托夫与周遭的人群拉出距离，强烈的疏离感油然而生。绝大多数时间，多甫拉托夫就没好好听人说过话，无论是杂志社的编辑、上流社会手握权力的泌尿科医生，还是自己的前妻、暧昧不清的情人或分别多年的异性好友，他的脸上总是一副游离而无谓的神情，回应也总是寥寥数语甚至沉默，他只习惯在文字里表达强烈的情感和深邃的思考。

影片将七十年代苏联压抑、忧郁的氛围营造得相当成功，刻意调低对比度的画面像在苍白的现实上笼罩了一层柔雾，更让人看不清未来在何处。整部片子的色调都是泛白的，尤其是多甫拉托夫做的几个梦，几乎就是白茫茫一片，像是对当时“白色恐怖”的遥相呼应，每个人都被困在这片看得见摸不着的白色迷雾之中。长镜头造就的克制缓慢的影片节奏和大面积的白色色调的画面，恰到好处地烘托出权力对个人生活的钳制和几近窒息的环境，又不至于太过。

这样如迷雾般清冷忧郁的氛围，令人联想起以长镜头美学闻名的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的《鲸鱼马戏团》。 但比起压抑到令人喘不过气的《鲸鱼马戏团》，《多甫拉托夫》的“忧郁”气质被穿插其中的爵士乐和苏联文学笑话“消解”不少，“生命之轻”究竟不是不可承受。

只是，布罗茨基、昆德拉和克里玛都活着看到了庞大体制的坍塌和个人境遇的改变，一切都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只有多甫拉托夫，1990年在纽约去世，一年后苏联解体，在那之后不久，俄罗斯官方正式认可了他的作家身份和文学价值，并冠以“伟大”二字纪念。但他没等到这些。多甫拉托夫好像永远还是那个忧郁的、在列宁格勒大街上游荡的年轻人，手里紧紧捏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自尊，脆弱，易怒，天真，才华横溢，还有点醉醺醺的。

影片以一个富有诗意而不失幽默的俯视镜头结尾——多甫拉托夫爬上车顶坐着， 比路面上任何人坐得都高，小汽车缓缓驶过雪地，他向四周张望。在那一瞬间，他仿佛是一位得到万众爱戴的明星，是自己文学国度里的国王。

无独有偶，这部作品与戛纳上大放异彩的《盛夏》一样都瞄准了前苏联70、80年代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生存状态，毫不掩饰地刻画出前苏联政府压制文化、禁锢思想与自由表达的极权政策，也由此表现出俄罗斯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不屈不挠抗争到底的坚决立场态度。相比起用MV手法还原地下摇滚乐手的婚外恋情故事，今年初在柏林竞赛的这部作品显然要贴近传统的人物传记片。导演用极度风格化的手法描述一位不为外国观众所熟悉的作家，在时间跨度仅仅几天里的情节，逼真地还原出逼真当年前苏联政府严格监管下，文学作家的创作空间饱受束缚的普遍压抑感。作家要么为政府写赞歌，否则作品无法发表，要么无法承受生活压力选择自杀，或者铤而走险被逮捕而遭遇意外不测。 透过风格化的构图画面，从头到尾都感觉主人公身处在灰蒙蒙的尘雾之中，背景总浮现出虚幻隐秘的特质，这似乎与影片的批判主题紧密相关。主人公作家漫无目的地游荡，无论在文学沙龙还是在杂志社都显得格格不入，濒临失败的婚姻与贫困边缘的生活给他接连不断的打击，愈发让观众感受到极权政府对知识分子创作与表达自由的钳制。 影片里出现了大量俄罗斯著名作家的名字和作品，这对于不熟悉前苏联文学史的观众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往往难以吃透对白里的讽刺表达。情节编排的反高潮设计也令节奏感变差，过于平淡的叙事与沉思状的主人公无法产生太丰富的感染力，自然也令人感到沉闷与无趣，这也是影片较为逊色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