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枭第一季

1 魔幻现实主义起源于哥伦比亚是有原因的。

这部剧太扯了。 虽然这明明是一部十分还原历史的剧，还原到真实纪录片段和剧情交叉剪辑而不违和，但当观众每每看到那些不可思议的情节，还是禁不住感慨“这也可以！” 对于那时的哥伦比亚而言，现实主义就是魔幻主义。这个国家每天都在上演颠覆三观的故事。毒贩不再是传统缉毒剧中东躲西藏的存在，而是军警绕行的恐怖势力。 巴勃罗一开始只是个走私犯，什么利润高走什么，比如家电。当制毒者找到他帮忙运毒时，他只问了一句毒品在迈阿密的价格，就决定”走私”利润秒杀一切的毒品。

他用走私得来的经验，对军警先收买，后威胁，都无效就杀鸡儆猴。贫困至极而无力庇佑子民的哥伦比亚，理所应当成了罪案的温床。而巴勃罗志气不仅仅在于此，他要把世界变成另一个哥伦比亚。 2 挡我者死，灭我者亡 一个贫民窟小子，靠制毒贩毒，在二十几岁就当上了全球七大富豪，他的人生还有什么新指望呢？你没有猜错，他下一步要竞选总统了。 真。魔幻现实主义 人人都知道我是毒贩，但我给你钱，你选不选我？我挣白佬的钱，为贫民兴建住宅，我就是当代罗宾汉，民意就站在我这边。

我们常常抨击政治家的伪善，可是看完《毒枭》，你会发现，伪善总要好过真诚的恶，除非你愿意生活在真实的魔鬼之国。

司法部长终于在议会揭穿这一切，公布他早年的入狱照（这个人尽皆知的事实居然还要那么一点证据），请巴勃罗滚出议会。

然后司法部长死了，对抗的警察死了，甚至法官都因害怕报复而纷纷辞职，逃避对毒贩的审判。 别忘了，这是在哥伦比亚，他们想了一个新主意，蒙面上庭，匿名审判。

这一切竟然不是段子。 3 正义的脆弱和邪恶的力量 别忘了这是部美剧，虽然通篇充斥着西语，是一部美国人民也要借助字幕才可观看的剧，它的精神内核依然是部标准美剧——那就是美国拯救世界。 从飞机降落哥伦比亚的那一刻，缉毒局的墨菲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与众不同。一开始他身上充满着白人世界遵从的政治正确，温和守法，爱宠爱家，去外国缉毒也不忘带上自家的小猫。他老老实实的给小猫办了检验检疫证，规规矩矩的按机场海关要求，给他们复印证件，检查身份。殊不知他的所有资料，在入境的那一刹那，就被传给了毒枭。在毒枭眼里，哥伦比亚是个没有秘密的国家。

你无从知道，当利润率超过200%时，法律和道德基准还有多少空间。因为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公务人员，似乎都是毒枭的小弟。当全球其他地区的毒贩们还在为躲避警察斗智斗勇时，巴勃罗已经控制机场，通过民航飞行员、别国军警甚至美国CIA探员将数千公斤的毒品销往迈阿密。他可以随意烧掉整间法院来销毁证据，也可以指挥贫民窟的孩子去做人肉炸弹。 正义之所以脆弱，是因为正义戴着规则的镣铐，一次次流血牺牲终于让墨菲和他的同事学会了“不择手段”。从严刑逼供到枪杀毒贩，他们逐渐适应着这个国家的规则。最后也确实逼得巴勃罗入狱了。

不过，是一个政府妥协由他选址、建造的如豪华度假村般的监狱。 哥伦比亚的政治家们是两难的，如由着毒枭控制一切则太“不正义”，如直接引渡毒枭去美国满足美帝一切政治要求，又怕政权成为西方傀儡。所以他们游离于强硬与妥协的两端，可叹的是这一切并不全是因为个人的利益，乱世中他们谨慎的做着每一步选择，毕竟他们和同胞才是归属于这片土地的人。 当然，当折腾了数年数次谈判后，最后他们会发现，还是直接一个枪子毙了他比较有用。 这个结局，你只能在9月播出的《毒枭》第二季中看到了。

作为观众，我们受到的观影训练太过单薄了些；而作为社会成员，我们对于未来预期的乐观情绪似乎也多了些；存在即合理，悖论之所以乍一眼看被视为悖论是因为无从体验而感同身受。

我们成长于高歌猛进的年代 ，从零到一，从无到有，我们似乎习惯了时代赠予的赏赐。而增长率的连续翻红，我们也主动或被动地忽略了背后隐患重重，机遇和挑战的比重或许是时候得到平衡了。

每一个经济节点的处理都需非常预判准确，

每一项社会架构的安排都需配置合理；

仿佛是在暗夜中匍匐前行，所以当我们理解危机，也就不会把混乱、暴力隔离成与自己无关的另一个世界。

毒品帝国的掌门人出身卑微却荣登福布斯世界财富榜第七，

取财不义却施舍慷慨，掩盖身份试图入主议会，白天威胁恫吓忙着贩毒，半夜和一帮手下踢球又毫无架子。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似乎都是悖论，而悖论背后却是丝丝入扣的互为因果。

毒枭Pablo Escobar的发家史：

我们不能说拉美经济只有这一条可走的路，

但最合情合理的原因却给出了最不可思议的结果

当我们探寻历史，却发现根源无处可寻

单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尽管哥伦比亚独立于1810年，然而这个非常早的时间节点只能说明西班牙在欧洲争霸中，地位衰退使其忙于应对国内事务，对殖民地掌控日益力不从心。并且悠久的独立史似乎没有让拉美人探索出发展自身经济的最优方式。

「哥伦比亚」一名取自最知名的航海家哥伦布，似乎殖民者的名字也解释了这片土地上早于16世纪的历史，不被人所知也与这个国家的后续发展毫无关联。而在现今的人口种族构成上，印欧混血和白人占到了哥伦比亚总人口的86%,早已无从分清殖民与原住民之间的血脉也侧面为漫长而错综的殖民、蓄奴、原住民之间的纠葛做了一个实证。

资源、贸易、政权与产业发展

我们通常的观点是，拥有大量物产资源，特别是能源资源的国家是天选之子，自然的遗产保证了财政极大的主动权。然而当一个国家的管理还未充分意识到能源的价值，或者说是资源需求方主动提出交换条件时（他当然不会把话都讲明白）；他们往往无法为资源所有权标一个合适的价格；资源开发是以破坏居住环境为代价，当地人生活的牺牲促成了对抗政府的国内武装力量；为了牵制它，又不得不求助于美国军方，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好像是「美国力量保卫美国资源」的有趣局面，政府的话语权实则被边缘化。

而这笔钱来得太过容易，也往往无法怎样平衡国内利益所得者以及为收入进行长远的用途考虑。这里涉及到资源利益在阶层间的分配，在政府调控的产业间的分配，当期消费与远期储蓄之间的分配；其中一项没有规划好，都可能出现很大的问题；出口型的经济都是战战兢兢的，在这个巨大红利期，更需在其他方面加速具有长期发展眼光的投资建设。

在对外贸易和支柱产业的规划上，拉美政府也没有走对这一步棋。有「拉美的凯恩斯」之称的经济学家劳尔·普利维什Raul Prebisch根据上世纪30年代阿根廷肉类及英国谷物滞销困境，提出了贸易比价一贯不利于以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的「外围」地区，而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好处主要被「中心」地区获得；他认为工业化是拉美国家摆脱「外围」地位的唯一手段。这一观点本身没有问题，但如何在既保护本土工业免受进口影响的同时，保持产业单元内的高度竞争性，拉美人显然未能提出合理对策。拉美国家想当然地建立了高关税壁垒，以及相应的劳工法案、最低工资制度等十分计划经济性质的政策。失去了市场机制的强大自我调节功能，这些原本计划中被扶持发展的产业成为了政府的长期财政负担。

当宏观调控的行政性力量凌驾于经济要素的自行调节上，我们看到的是惨淡但常见的结局：劳工法案和最低工资制度树立了就业壁垒，失业人口众多；过度的行政命令，挤压了市场市场自发配置资源的高效性，给了政府当局过多的权力以及以权生利的空间，而这正是腐败的起源。

毒枭崛起

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作为广大拉美国家的出口对象，拉美国家受益于美国又受制于美国。而因为各项产业间发展全方位的差距，更像是前者在明，后者在暗。

依靠农产品进出口获取外汇的拉美，其出口的重点对象是北美；而70年代的美国通过对本国农产品进行补贴，有意压低价格，造成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的小麦、玉米、棉花等传统同质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不足，进而拉美这一路的经济收入严重受损。

虽然贸易量缩减了，但有了多年基础的贸易渠道依然存在；Pablo Escobar便是从一个走私犯开始，看准了这一现成的、稍加利用就能收益显著的渠道资源，农产品的出口让位于毒品出口。而曾经的农民又为种植这种新的经济作物提供了充足劳动力，在复杂地形和茂密丛林的掩盖下，一种原始又暴利的产业在有条不紊地扩张着。

城市化与城市中的社群沟通

在20世纪起，农业就业机会的减少也是拉美城市化的急速推进的一个原因，而新进的城市劳动增长超出了城市就业创造的机会，加上缺乏政府的合理引导，变形成了城市无序扩张，结果就是过高的城市化率，过于集中的城市人口。

足球作为一项运动是城市新兴社区中最合适的交流方式，城市化是资本和所有权认同解放和独立个体的结果，而个体的社交需求迫切需要一种合适的交流方式，来完成都市人群的交往行为和新社区的形成。好比玩桌游，不怕没话聊冷场，又能促成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构建。大量的待业青年恰好形成了足球人口。

说拉美人热情洋溢，多于感性而缺乏冷静头脑，享受当下生活是刻苦科学和商业的对立面，在这句评价中已表明褒贬态度。如果多想想「情况是这样，只能」的造句公式，历史沿革塑造了所谓民族个性，生活态度与工作态度受制于现实，身不由己的同时却也能无心插柳，成就了另一番产业和文化符号。

艺术家自由地展现自我伤痛，创伤赋予他创作的最根本，而他的才华能够以个体表达呼唤群体共鸣；而在我们极不成熟的艺术作品体系中，刻意隐藏几十年前重重失调社会下的伤痛，如今四处弥漫焦虑和紧张情绪也没有人有兴趣去表达。

但要做好面对一切的准备，理解命运也接受命运；人的韧劲好像没有极限，找到每种情境下生活的方式；把这说成是妥协也好，和解也罢，我的意思是在无违公德的条件下，不要以「使其进步」的理由来评判和指导他人的人生观和获得快乐的方式。

可怕在于，毒枭远不止经济巨头：

正义性和社会角色的重重错位，

多年间不断撕扯的是社会心态，生活的价值早已无迹可寻

一面是当权政府常年周旋于美国、国内武装市里、大毒枭之间却始终束手无策的政府，一面是日进账5000万美元的超级富豪。

总要寻求一方强权的庇荫，对生活早已失望，客观环境现实让民众深知自身主观能动性力量的微乎其微，于是把改善生活的希望等同于渴望罗宾汉的降临。Pablo Escobar出身贫寒，有着衣锦还乡的乡绅情节和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他在当地出资新建过学校、房屋，也以非正式的方式投资麦德林最大的两家俱乐部：国民竞技和麦德林独立队（也是他无所不用的洗钱途径之一）。他最直接的回馈社会的方式是在街头发钱，他也十分享受这种如同明星给粉丝签名的施舍感给自己带来的主角光环。

对罗宾汉的心理依赖，政权失信下，善于隐藏真正身份又大方好施的毒枭成为了平民阶层的心中保护神。会有人去质疑这位罗宾汉是否取财有道吗？

强大的国力自然会给予国民坦荡、风云不惊的自信。相反，处于长期内忧外患生活下，怀着有如惊弓之鸟一般的心态也自然可以理解。

一届又一届当政者多方斡旋，最终竟将底线维持在不要发生明枪的暴力冲突就好；这小心翼翼的妥协是以Pablo Escobar自建一座监狱这一十分荒唐的条件达成，而这局面维系得太过脆弱。毒枭的金钱早已腐蚀了这个国家行政司法系统的根茎叶脉，在谈判桌前，双方的筹码太悬殊，维持表面和平算是给政府面子。争取美国方面的禁毒态度和引渡条款本是能问题治根本之策，一来是切断毒品需求，二来是求助于美国司法系统的相对公正性，然而在国家主权上，想依靠美国又能不受制于美国，这种博弈有如在夹缝中死死寻求空间，太过不易。而当毒枭的经济体量已经成了经济结构中的，若是将其铲除后，如同打倒一个产业帝国，也需考虑30万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以及失业带来的消费需求不足及社会不稳定性等经济要素流通造成的放大效应。

黯淡生活中罕见的希望似乎预示了胜利和胜利后得以获得情绪释放的可能性，这希望来得脆弱、渺小，也拒绝正视希望的破灭。

1994年世界杯赛事，哥伦比亚对美国的比赛中，一名球员踢进了一个乌龙球，导致美国2-1击败了哥伦比亚。回到哥伦比亚后的一个深夜，他在一家酒吧被击中12枪身亡。这位球员也叫Escobar, 他遇刺的城市正是毒枭大本营麦德林。

无论凶手是暴怒平民的情绪选择，还是毒枭军团的残忍手段；足球刺杀是畸形心态的结果，将命运情绪转嫁到公平竞技的代表者身上，已是无比丑陋和低劣。

在旁人看来，无穷对错综关系林立，不知该说是有幸领略这样的精彩，还是不幸于有人正在经历这一幕真实的戏剧性；而魔幻现实主义的血液已经流淌太久太久了，我们视为震惊和突兀的一切，对于哥伦比亚人来说是否已经习以为常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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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哥伦比亚一代毒枭巴勃罗的嚣张跋扈、目无王法演的活灵活现，日赚6000万美刀，杀死一个警员50W、一个警长100W，1600多名警察因他而死，炸民航飞机，司法部长、总统都敢刺杀，围攻最高法院销毁证据，组建军队对抗政府，搞炸弹恐怖袭击，绑架政府高官子女，实在太嚣张了！政府被迫和谈，允许他自建监狱服刑，引渡条约被废除，可是巴勃罗疑神疑鬼，杀害了两个心腹手下，政府逮到机会要把他转移到国家监狱，新任司法部长进去谈判被扣为人质，特种部队强攻巴勃罗只得逃走，卡里略上校又被从西班牙召回来对付他，卡利集团向卡里略出卖了巴勃罗的制毒工厂，巴勃罗的事业受到重创，不过他还是设下埋伏伏击了卡里略的车队并枪杀了他，但是卡利集团的自卫队也向巴勃罗宣战，巴勃罗渐感不支，送家人出逃德国，但被拦下遣送回国，巴勃罗开始报复总统和卡利集团，搞炸弹袭击导致民众游行声讨，卡利集团开始抢占迈阿密市场，吞噬麦德林，巴勃罗想要反击，奈何手下一个个落网，大势已去，只得回到父亲老家躲藏，但还是耐不住寂寞回了市区，和老婆无线电通话被监听到，最后被打死在屋顶上，卡利集团成为最大赢家。